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庆云寺高僧成鹫诗赋中的端州风物人情

鼎湖山位于广东省肇庆市,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成鹫为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也是岭南著名禅林高僧。成鹫有很多写景诗。他笔下出现了很多端州风物人情,这些都是对肇庆本地实景实物的描写,情景交融,是重要的地方文化建设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僧别集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了37种诗僧别集和四部僧诗总集,并对这些诗僧的品性、创作得失作了扼要评价。这些批评虽存在若干偏颇,但基本上能做到持平公允,考辨精微,代表了古人对诗僧创作的总体认识和估价。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者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文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季清初滇南诗僧苍雪论略

苍雪是明末清初著名诗僧 ,吴梅村、王士祯对他的诗作均有至评。本文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础上 ,以期对其诗歌和在清初吴中诗坛的影响作一准确的评价。

日本五山禅僧汉诗研究

长达四百余年之久的五山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史四分期之第二期,当时,日本汉文学已随着皇纲解纽和武士政权的建立,从皇室贵族王公大臣转到受幕府扶植庇护的五山禅僧手中。五山禅僧或渡宋,或渡元,或渡明,在虔诚向佛、求教传法的同时,担承起汉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并进而创造出一代文学,为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考察五山禅宗及五山代表诗人及其作品,不难发现五山汉诗的主要特点及其在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

张议潮收复敦煌,委派沙州都法律洪辩的弟子悟真入朝。悟真在长安游览佛寺,与京城高僧大德见面,吟诗赞诵,极一时之盛。敦煌遗书中有若干史料记述此事。本文对相关写卷进行了叙录,对涉及的佛寺、僧人及有关诗文进行了考证。

《滇诗嗣音集》目录订误——兼论《嗣音集》收方外、闺秀诗

《滇诗嗣音集》目录在统计过程中存在疏漏,所标收诗数与实收诗数不符。《滇诗嗣音集》卷二十附收方外、闺秀、补遗三种,体现出黄琮在搜集、编选文献过程中的识见和总集内容的丰富性。

清初僧诗的故国情怀

明清易代之际,文人逃禅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大量的诗僧出现。面对现实人生,改朝换代的剧痛,使得虽已毁衣出世的诗僧,在诗歌中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故国情思。本文点面结合,胪举代表,侧重于对诗歌中内蕴的遗民故国情结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诗情澎湃的人生——论八指头陀的禅诗

八指头陀在中国近代佛教界身居领袖地位,是个富有传奇人生的奇僧、深受各界敬重的高僧,"诗名赢得满江湖"的诗僧。他踏入人生旅途,就遭受种种磨难,后来因缘成熟,披剃为僧。佛寺使他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更可贵的是使他找到了人生的信仰,同时使他踏上了诗歌创作的征途。他一生写了近两千首诗,出版了好几部诗集。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与诗有缘,巧遇良师;以诗会友,诗名于世;善写梅花,诗表身世;学佛咏诗,通诗于禅;以诗言志,爱国护教。

“似诗”与“自寻出路”——明末清初海云诗僧的诗学理论及其对诗禅理论的发展

尽管自宋明以来诗禅合一的文化趋向越来越明晰,但诗僧们的基本理论困惑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明清之际,岭南出现了以高僧天然禅师函昰及其弟子澹归今释为核心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云诗僧集团,与他们在诗学理论上的"自寻出路"不无关系。他们提出了"似诗"论,以"道"为宗,以"情"为趣,以"悟"为教,既承认了僧诗作为诗歌的普遍性,又注意到了其"自明本心"的独特性,因而有效解决了僧人作诗与"不立文字"宗旨的矛盾,又在实践和方法论上依情达性、自寻出路,不仅为诗僧的诗歌创作打开了大门,而且使其诗学得以一定程度摆脱传统儒家诗学的藩篱,从而将我国诗禅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僧皎然的生平及湖诗的考究

诗僧皎然历来被公推为唐代诗僧之冠。《全唐诗》收录的皎然诗共474首,绝大部分都是他写湖州或在湖州所写的。他几乎写遍了湖州的山山水水和风物风貌。研究皎然的生平、皎然的湖州诗和皎然成就的形成原因,对宣传湖州、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意义重大。

宋代轶事类诗话中的佛与僧

宋代开始盛行的诗话是禅宗语录这一文体移植到文学领域的体现。宋代分别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代表了两种诗话类型——可称之为"轶事类诗话"和"说理类诗话"——恰好反映体现了佛教对文艺的两种不同层面的影响。如果说前者表现的是禅门语录"随意举扬,任运不拘"的风格,那么后者则表现了"提唱纲宗,眼空今古"的另一种风格,表现了佛教富于思辨的特点。宋诗话中,哪怕只是一则小小的轶事,背后皆有很多可以深入探究的佛理存在,此种佛理又与诗意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佛禅精神对诗话这种文体的影响。

孟浩然诗笔下的鹿门山与寺、僧

孟浩然几次隐居鹿门山,每次隐居的感受并不相同,隐逸生活的选择又影响到其对佛理禅意的理解,而认同感的强化激发了他对寺庙僧舍浓厚的兴趣,甚至与方外僧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心理与现实的交杂互叠进一步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歌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可忽视影响。

《全宋诗》僧诗补佚(一)

本文从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及禅宗灯录中辑出宋代僧诗54首。

释祖可、何正平其人及诗辨正

《全宋诗》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为宋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其间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将释祖可、何正平分列为两人,该文通过众多文献考察,证实"何正平"就是"可正平",即释祖可;另辑二诗一联,为《全宋诗》释祖可和何正平名下所无。同时,探讨徐俯为什么喜爱祖可诗的原因。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习诗

作诗是诗人之本色,习禅是僧人必修之功课,两者似乎毫不相关,在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作诗甚至诗禅双习却是普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前贤时彦多有解释。真实情况是,在消解情感的功能上,诗以导情,禅以敛情,互相为用,这才是诗禅双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