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生成逻辑和实践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法典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互构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奠定思想灵魂塑造民法典的中国特色;民法典通过设定私法秩序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行规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生成逻辑包括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法律和价值的耦合关系、民法典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不同层面融入民法典,具有宣示国家价值目标、引领社会价值取向、明确个人价值准则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实践向度的具体方式和边界,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商业秘密保护的正当性基础解构——以效率论与道德论的博弈为视角

在《民法典》将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客体之后,商业秘密已完成权利化的蜕变,对于正当性第一层次的是否要保护商业秘密已无实质争议,但就第二层次的为什么要保护商业秘密的问题仍然存在不同视角的解读。因此有必要对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解构分析,以期在实践之中选择出最接近立法目的与市场趋势的解决方案。对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可以典型地分为从劳动财产权学说演化而来的“道德论”,以及从功利主义演化而来的“效率论”。“道德论”尽管在部分商业领域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但仍存在商业道德路径判定模糊不清,道德公认性之难合,道德在商事语境的兼容问题以及到道德在市场经济下的谦抑性等理论障碍,若使得“道德论”的优质内涵牵引于“效率论”的引导,则可以获得对于商业秘密保护更为清晰准确的指引,具体为激励研发与创新,正确配置保密支出,促进特定信息的披露与共享以及公共利益之抗辩。

技术设计、应用与情境中的物律分析——以健康码为例

在技术与伦理的互构中,技术能在道德层面发挥“物律”引导效果。不同于自律与他律,物律是指依靠技术物自身力量规范人类行为从而提升道德觉知的方式。以健康码为例,物律贯穿于技术的设计、应用与情境中,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技术的设计脚本构建了不同的人-技术关系,其技术意向性在调节个体知觉时,能够强化道德选择情境,引导人们的道德自觉与利他行为;第二,公众使用技术积累的经验,能够增加风险敏感度和关怀他人的责任感,提升伦理自治能力;第三,技术可以加速情境中的行为交互,使个体道德中立行为转化、汇集成公共善,实现分布式道德。结合技术伦理理论资源,寻求可信任的技术构架,以放大技术物律效应,消解风险,防止物律异化为“物役”。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外

《民法典》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全禁止精神损害赔偿出现了松动,在司法解释上以“一般”加“例外”的形式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的突破,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转向维护被害人的私权,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性质,带动部分法院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务的转变需要对“例外”情形进行解释,进而扩大“例外”情形,最终实现完全允许刑事案件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折中新旧:吴俊升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吴俊升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他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个人的教育经历密切相关。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以欧美心理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集中探讨了德育目标的确定和德育教学方法的运用等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吴俊升善于综合、调和各种流派的观点,因此,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折中主义倾向。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下的德育研究及德育教学具有启发意义,但存在德育目标不够明确、德育方法执行力弱、德育思想缺乏中国传统德育因素的局限。

网络发展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

计算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研究探讨网络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复杂性影响，有利于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来保证网络建设的健康发展。

营销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从当前我国企业营销道德失范的现实入手,分析了导致企业不道德经营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因素与企业内部因素,阐释了这些因素对不道德经营行为的发生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必须从社会环境与企业内部两方面入手建立约束机制,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不道德经营行为的发生。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实体与程序之维——以《民法典》第996条的适用为中心

《民法典》第996条填补了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空缺,面对混乱无序的司法实践,有必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维度探析本条的适用路径。损害人格权的要件宜扩张至人身权益受损的情形。由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独立性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兼顾《民法典》体系自洽的需要,应将本条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违约责任框架。在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和旧实体法说的理论框架下,不宜坚持“择一行使,择一消灭”的司法模式,客观预备合并之诉是衔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应然选择。

试析国外图书馆员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图书馆员职业伦理规范,是指由图书馆协(学)会统一制定并颁布的,用于指导图书馆员和其他信息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的规范性文件。本文对世界各国或地区所订的图书馆员职业伦理规范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介绍与总结。

论阶级性在美国南方文学中的体现

美国南方的阶级结构和意识对于南方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南方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南方作家的话语冲突彰显了南方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以及作家们所代表的各自阶级的信念、理想和情感,表明他们对南方生活的观察、感悟、阐释在很大程度上由各自阶级在社会中政治地位、劳动分工、生产资料、物资财富占有状况决定。

“立德”与“审美”在艺术创意实践教育中的互动整合

立德与审美是高校德育和美育的主要任务,艺术创意实践作为创意行为在艺术实践和艺术产出中的教育形式,将立德与审美有机融合。两者在目标指向、实践内容和教育效果上逻辑互合。艺术创意实践教育通过教育主体的契合与沟通、教育内容的通常讲融合与综合、教育师资的创新与提升,在互动整合中实现立德树人和审美育人的教育目标。

道家实践形而上学的深化——向秀《庄子注》探微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

道德教育中的编码、解码与抵制:提升德育有效性的分析

中小学道德教育低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教育与社会问题。西方文化研究中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我们洞悉德育过程提供了有效工具。以此理论分析,德育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德育编码""、德育话语形成"和"德育解码"。其中德育解码的正当与否直接关涉到道德教育的效果,德育解码的具体意义生产是由德育话语与学生的先行经验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所决定的。为了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教师应该更多地了解学生的生活世界,教师所进行的德育编码需要从价值内容上进行实质性反思,而且德育编码所形成的德育话语要对学生具有亲和性,从而减少道德教育中事实存在的抵制现象。

荣誉守则对大学图书馆道德管理方法的启示

介绍了美国大学荣誉守则的概况,列举了美国10所大学荣誉守则中有关图书馆使用的条款,并归纳出特点。最后,借鉴荣誉守则的理念及实施过程,从道德制度化、道德唤起及在道德方法应用于图书馆管理实践3个方面做出思考。

美国科研伦理的核心价值、行为规范与实践

美国的科研伦理道德建设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对从业人员的客观道德要求,值得思考和借鉴。美国的科研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包括:诚信、客观、负责和守法。这些同时也是科研人员应有的基本职业伦理素质。美国的科研伦理道德对科研人员如何处理与科研团队之间关系、如何对待实验对象、如何处理与社会之间关系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职业行为规范和准则。美国科研职业伦理的实践重视加强科研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完善防范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健全促进负责任科研行为的法律体制。

论霍桑道德观的多元性

在霍桑的道德观中，除了清教主义的成分之外，不仅存有与清教道德观相异的观点，而且还有与其相悖和相对独立的某些观点，主要表现：（１） 对清教道德法典极端的苛严表示出相当的忿恨和不满；（２） 认为尽管人本质上的缺陷不可根治，但并非所有在道德方面犯罪的人都应被上帝罚入地狱；（３） 为了使人树立良好的德行，避免在道德方面犯罪，“智”（“ｈｅａｄ”）与“情”（“ｈｅａｒｔ”） 必须达到和谐的统一。文章的结论为：霍桑的道德观具有多元性。

媒介专业操守：能够建立理论框架吗？--基于伦理与道德分殊的一种尝试

由于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的现代大众传播无处不在的特点、在特定环境下政治支配和商业驱动的双重困境,以及无可避免地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和严酷的社会现实,因此其行为的合乎法律性之外的合理性(正当性)也经常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大众传媒怎样进行能够自圆其说的道德和伦理选择呢?本文对这个比较复杂而众说纷纭的主题进行总体性的探讨,并试图为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和伦理选择提供一般指导。

德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上相辅相成

德与法是专门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进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它们分别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和作用力度,在指导和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社会的管理者在社会治理上应当德治与法治并用,为人们划出一个进行其社会行为的合理范围,以起到妥善协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作用,由此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存在、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明智的社会管理者在社会建设上,应当既重视道德建设,又重视法制建设,使德治与法治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当前,我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正是这么做的,相信一定能够在社会治理上收到好的效果。

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道德教育处于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处于一个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如何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是摆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