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角色本义溯源——以奥克肖特《学与教》为省思凭证

以智能化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生产-传授机制的迅捷发展正逐渐削弱对教师的绝对信任。工具理性眼中以技术为主宰的教学单位是创造超高价值、效益和竞争优势的教育形态,派生出一系列外在而夸诞的教育“赝品”。机械技术霸权操控下的教学模式妄图替代和超越传统教育的根基。被技术变革思潮催驱的教育组织和践行者被迫对教师角色的存在本义赋予新的正当化。通过对教师角色的解义与申辩,论证其在时代境况和社会环境的巨变中仍是教育中枢的事实。依照奥克肖特《学与教》中的理论凭据,从本体论上澄清教师角色的出场与指归、元素构造与机理特征以及教学定位的逻辑蕲向。奥氏教师角色所锻铸的身份底色就是滋养、疗愈学生砌筑美善生活的道德本心,与功利效益和技术特权保持审慎的反思性对话,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争持相拥中催生忧患意识,从追逐时代潮流的冲动利欲中解脱出来。

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逻辑与模式转型

律师庭外言论是律师法庭辩护的必要延伸,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自媒体时代律师庭外言论的特点也决定了规制律师庭外言论的必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规范律师庭外言论、确立庭外言论的衡量标准。我国对于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属于司法秩序模式,以司法秩序的维护为价值导向,应当由行政管控转向审理公正的规制逻辑,实现审理公正的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衡量律师庭外言论正当与否方面,应确立实质危险与道德性相结合,即主客观相统一的评判标准,实质危险是指律师庭外言论可能或已经对司法公正造成实质损害,这是非正当庭外言论的形式特征;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相对,律师基于法律职业伦理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在相对意义上即具有了道德性。此外,法律还应明确规定“禁止区”与“安全区”,为律师庭外言论的发表提供清晰明确的规范指引。

见危不救犯罪化初探

见危不救属于传统道德调整的范畴 ,在道德资源缺乏的今天 ,见危不救的事件频频发生 ,道德对这个领域的调整已经力不从心。将危难救助作为法定义务加以规定 ,并在刑法中相应地增设“见危不救罪”是无奈却理性的选择 ,但是应该将法律干预保持在维持社会生存基本需要的范围内 ,避免对救助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

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思考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而且随着其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已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域的世界性法律原则。在我国,由于民事诉讼法中未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则不完善,导致大量的道德危险行为的出现,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避防。本文对民事诉讼法引入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思路。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既是与国际司法接轨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和协调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见危不救立法问题研究——由小悦悦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使见危不救立法成为当前社会热议的一个问题,对此,部分国家已经有了法律规定,但是,国外的立法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不大,法律不能成为强制人们为善的工具。从刑法学的角度来讲,见危不救立法还混淆了道德义务与作为义务,而且,见危不救立法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保障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比进行见危不救立法更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国目前不适宜对见危不救立法。

从自杀现象透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文章所指的大学生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大学生自杀现象层出不穷,屡见报端。文章主要从社会因素分析大学生自杀原因,探讨自杀现象的介入策略,试图从大学生自杀现象中透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问题。

关于设定见危不救罪的可行性问题研究

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到刑法范畴具有可行性。因为见危不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的前提。从刑法角度看,设定见危不救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重大道德义务可以成为见危不救罪作为义务的一个重要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立法,可以为我国刑法设定该罪寻找立法模式。在考虑到我国目前具体社会状况前提下,见危不救罪的主体暂时限定为三类。

浅析特定主体“见危不救”的犯罪化

见危不救主要是指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重大财产处于危险状态或者公共利益受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以及有能力协助救助而不进行协助救助的行为。根据行为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身份"型和"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对于"普通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各国步调基本一致,确定了其非犯罪化的趋势,而对于"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像美国、意大利等大多数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刑法之中,而我国刑法尚未对此予以明确。目前,对特定主体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的讨论依然激烈,反对者多担心其入罪会导致道德法律化以及影响刑法的谦抑性等弊端,但综合社会伦理和法律基础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到人格提升、刑法完善以及当前世界刑法的整体趋势,将特定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遏制医院“见危不救”的若干探讨

近年来,医生、医院见危不救现象屡屡发生,遏制这一现象仅靠道德的谴责和约束已经不够,从医院"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将其犯罪化是相对直接而有效的途径。但是这一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他社会矛盾转化而来,故而全面、深入解决这一问题尚待社会医疗综合救助体系的构建。

高危行业人因违章风险的概率描述改进

分析了高危行业违章行为的隐蔽性特点及其对风险管理者和研究者造成的困扰,并指出了违章出险概率的传统认知局限.界定基本概念,运用概率统计工具,从操作人员和风险管理者的角度探讨了违章出险概率的演化机理,并在理论层面上给出了违章出险内在机理概率描述的改进.最后,研究得到高危行业作业出险概率分解模型,总结出了"缩小分子法"和"零道德风险法"的风险管理理论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为何于法不惧

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涉案少年于法不惧的行为表现则更令人深思。究其原因何在?又应如何应对?是笔者意欲探讨的问题。

法律与道德语境下见危不助规制的现实路径——以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切入

随着"小悦悦事件"的披露,由此引发的法律与道德的讨论在我们的视线中久久难以消褪。因此,厘清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并基于法律与道德调控范围交叉而产生的见危不助规制进行道德反思和法律审视,以此试图借助法律的手段从见危不助的反向切入,即探求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利益进行保障从而达到规制见危不助的目的。

“见危不救”入罪的法理阐释

“见危不救”是指不负有特定法律救助义务或职责的公民,在面临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陷入紧急危险,且实施救助对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时,有能力救助却不予救助的行为。“见危不救”违背最低层次的道德义务,有将其犯罪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于己无损的同时对整体社会价值有正向引导的功能,符合人作为社会人的属性;该罪以实害结果入罪,对法益侵害性进行必要限缩,并不会必然动摇刑法的谦抑性;“见危不救”入罪也不存在司法适用上的障碍。基于法的价值——秩序、正义和自由维度证成,“见危不救”入罪是法的秩序价值对维护社会安全要求的体现,也符合正义价值中对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同时也为多元至善主义对共同善的发展提供实践的可能性。

“见危不救”社会现象的法理分析

在当前法治建设的进程中,确立对"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规范,将在填补社会公力救济空白的同时,适度地把义务性道德适时提升以使之同社会发展与道德教化相适应。而这无论从社会学及经济学角度,抑或是以自然主义法学为指向来考察,都是完全符合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与满足法治社会的预期的。

浅谈网络传媒对未成年人思想品德教育的挑战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党和国家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然而当网络将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奉献给青少年的同时,也把"垃圾"和"黄毒"塞到了他们手中,它们对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种现象,作为学校教育工作者就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及时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指导学生利用网络免费资源,以"导"为主,避害趋利,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意识和行为。

防范与化解中国证券市场风险的法理浅探

整顿和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核心是真正实现公平原则。道德是制度安排的基础。一个能够贯彻“三公”原则的、规范的证券市场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需要一支有力的执法队伍,同等重要的是需要市场主体具有良好的法律信仰和道德信守。防范与化解中国证券市场风险的途径是德法融合、加强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重树市场主体诚信的道德理念,发挥道德与法律的各自优势,形成制衡机制,以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来维护证券市场的正义与秩序。

道义经济之争:基于“风险”的再思考

道义经济的争论在中国乡村研究中被一些学者尝试性地进行了综合,但这些综合都没有一个统领性概念。用"风险"概念来统领有关道义经济的争论,并统一前人的综合,将道义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不同危险情境下处理风险的不同行动策略。在不同的危险情境下,农民对风险的考虑有一定偏好。

庾信节操意识溯因

本文把庾信放在他所生活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把他作为萧梁士族中的个案进行考察。在社会与个人、人格理想与持节方式、历史与现实等方面,从主客观两面探讨了他留北他仕节操意识复杂的原因。

如何提高民办高校中学生的道德水平

民办高校发展是在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德养成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与隐患。本文浅谈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道德养成教育相统一，有利于更好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载体作用。

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为例

从西方污名研究的传统来看,心理学派倾向于从个体出发解说污名;社会学派多采取从社会出发的解释路径;人类学的视角避免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困境,将污名作为人类应对危险的道德体验和社会现象来理解,为反思和推进当下流行的以污名化的逻辑来解释、应对污名现象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聚焦于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揭示,要理解特定社会中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产生的根源,应该尝试超越单纯从疾病出发的视角,关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关于人的定义;而要探讨污名的维系机制,则应把污名从静态的社会观念和态度重置回日常生活世界的场景,作为动态的社会过程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