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师德政策的演进脉络与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高校师德政策是党和国家指引高校师德建设的行动准则,展现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定位和发展方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开展研究,可以发现,党领导下的高校师德政策历经孕育与萌芽、探索与阻滞、调整与改革、规范与发展、落实与优化五个阶段。高校师德政策的发展与变迁既遵循政治环境、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情境嵌套的深层结构逻辑,也遵循关键历史节点和路径依赖现象蕴含的历史逻辑,并受到微观行动者利益博弈的动力制衡。展望未来,应把握制度变迁逻辑,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问题导向,以制度创新突破路径依赖现象,为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化提供保障。

论服务行政对行政伦理责任的诉求

政府管理在经历了统治行政和管制行政两个历史阶段之后,必然走向服务行政。服务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回归。从历史的视角剖析服务行政的深刻内涵,指出行政伦理责任是服务行政的内在诉求,进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行政伦理责任由以实现的路径。

制度教化与高校德育关系研究

当前,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高校德育培育目标中"知识与认识之间、为学与为人之间、理性与价值之间"相脱离的问题;二是高校德育培育实践中偏重从"知"到"行"、忽视"情"与"意"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的存在与高校德育工作所承担的两大任务不协调:一是与要帮助大学生群体自身实现其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求索不协调;二是与要为社会建设的需要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不协调。在解决这两个不协调的问题上,我们提出重视制度教化在高校德育中的应有地位的观点,其目的是为高校德育所面临的两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资源模式的借鉴,通过制度环境的创设与熏染,通过对制度教化的重视与推行,做到高校德育的"知德"与"行德"的"知行统一"。

公民道德:道德建设制度化的视域探讨

公民道德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平等性、义务性的特征,是现代大型、复杂社会中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本质要求在道德领域的体现,与制度具有亲缘关系。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制度化是极其必要的现实途径。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方式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我国政府文化管理的创新

在新时期,我国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面临内部的改革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为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秉持服务导向,突破传统"中心-边缘"结构,实现政府创新性变革,兼容道德自律性与制度化,对于我国政府的文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制度德育研究十五年: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

"制度德育"可谓是新世纪道德教育的时代诉求,是在批判传统学校德育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富有时代道德的精神制度规范学校德育,以"善的制度"涵养"善的德性",培养具有主体性、充满正义和和谐德性的道德人格,主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学校制度来培养有道德的人,以实现学生"道德品性"的提升。制度德育的研究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为此,系统地梳理"制度德育"的基本内涵、学科价值、时代特征和实施路径等,并对"制度德育"领域进行了现实的理性反思,对中国德育的理论创新和走向德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历史价值。

伦理制度化与道德教化——道德建设的两个基本途径

在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中国现代化境遇中,伦理制度化和道德教化是道德建设的两个基本途径。伦理制度化为道德建设提供有力保障,道德教化是道德建设的坚实基础,但两者又都有局限性和限域。由此,伦理制度化与道德教化并举是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权力、知识与制度共生息:我国古代制度化德育的历史考察

当权力、知识与制度三者共同运作于德育时,制度化德育即得以形成。伴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两千多年历史,以儒家伦理为权威内容,以国家专制政权为支撑,以选拔制度为辅佐,我国古代制度化德育得以形构并强化,又随着儒学的式微、科举制的退场和封建专制政权的崩溃而解体。这种德育服膺于政治伦理,缺失道德理性,扭曲人的德性,对当代中国德育存在负面影响。剔除古代制度化德育的流弊,保有学校德育自身的超越性与独立性,培养"道德人",不失为当今德育走出困境的有效之策。

行政伦理道德制度化:公务员角色和责任实现的必然

公务员捍卫宪法的角色,为社会树立典范的角色,道德理想人格存在的缺陷决定了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制度化的必然性。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各个领域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建设,同时又必须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我国低层次的道德难题——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在公民道德体系中处于基础而重要的地位。然而,社会公德的建设也有其难点和特殊性,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必须利用社会公德制度化和宣传教育的手段,促进社会主义公德的建设。

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各个领域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建设,同时又必须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食品安全监管道德风险的规避研究

道德风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道德风险产生的主因在于随社会分工的复杂而产生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随着现在食品工业的发展,其生产加工环节流程越来越复杂,其监督管理过程中不得不产生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回避道德风险问题。文章首先根据理论界的研究旨趣与现实实践的聚焦观察提出食品安全监管道德风险的研究命题。其次,我们从多个角度分析食品安全监管道德风险的成因问题。最后从"制度化"、"法治化"和"信息化"三个视角探讨构建规避食品安全监管道德风险的应对策略。

制度德育前提论

论述了制度德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型时期社会道德失范呼唤制度德育,二是当前学校德育的制度文化缺失呼唤制度德育。其可能性,从制度德育过程中个体的道德学习机制、制度德育的制度伦理学依据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困境与道德自觉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层面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二在国家层面形成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生活中保护环境的广泛的体制性力量,以确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永续。然而,现实中"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正在并将继续遭遇人性违和、义利定位失当、价值取向混沌、他律与自律失衡等伦理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以道德自觉铸造制度之魂,以新的"生态社会人"人性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义利观,构建以人为本、人自和谐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

法律视角下的道德和道德建设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高度融合到相对独立 ,再到重新融合的过程。一方面 ,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具有不同的价值定位标准。另一方面 ,道德价值又具有社会本位性 ,即以社会的总体认可和支持为前提和基础。要充分发挥道德维系伦理关系的功能 ,就要对道德进行制度化设计。适当地把道德法制化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运行中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要求加强道德建设。

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分析

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应用性是专业硕士的突出特点,为此,要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强化"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强化实验室建设,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严把毕业论文关等。要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教育,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要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并重,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的道德价值认同

就人们普遍的道德信仰和道德价值而言,历史地存在着民间道德范式与制度化道德范式。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虽然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存在着道德价值的同一性基础,并且保证了道德文化的稳态性,但由于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的自身价值逻辑存在差异,需要在新形势下通过价值认同来促进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的同构。

构筑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标志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走向制度化。《纲要》构筑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体现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实施这项工程,基础是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单位、社会教育的作用,增强公民的家庭美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实践与启示――以“最美浙江人”创建为例

浙江通过紧扣"最美现象"的精神实质,以最美浙江人创建制度化的方式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不仅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道德资源保障,也为全国提升公民道德建设水平提供了示范效应和地方经验。"最美浙江人"创建的启示在于: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致力于坚持区域道德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坚持党委政府倡导与大众认同的有机循环,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线上线下的联动,坚持德法并举协同共治的良性机制,使浙江逐步探索出一条以最美创建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