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论儒家诚信道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关联——从梁启超重视私德的思想转向谈起

梁启超的公德论为人们所熟知,他倡导塑造国民公德的《新民说》在近代产生了极大反响。学界不乏论述儒家诚信道德的现代意义者。儒家强调个人从本心出发秉持诚信,而按照梁启超对于公德与私德的划分,儒家诚信道德属于私德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不是一味推崇公德,他的思想经历了由重视公德到以私德为“第一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源自于他对破坏主义进行的全面反思和批判。他在关于私德必要性的论述中言明儒家诚信道德的重要意义。儒家诚信道德虽然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但其作用却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深刻影响着社会整体。梁启超认为破除中国原有个人诚信之德的做法并不可行。这表明在公德为私德之推的意义上,个人诚信之德与现代公民道德具有高度的配适性。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先秦儒家气节观及其现代意义

气节,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标识一类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的独特范畴。它体现着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境界。先秦儒家气节观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尚志存性为心性和德性的前提和目标,以对道义的持守为核心和灵魂,以无惧的义理之勇为人格特质和最终体现。儒家气节观对个体道德人格塑造,对民族精神培育和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孟子的人格意识与士节

孟子承袭孔子所开示的人格意识与士节基础,将社会知识分子的自觉推向新的高度。他以“义”为支点,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再通过“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达到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大丈夫。同时,孟子倾力批判了各种寡廉鲜耻的奴性人格,从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人格意识与士节体系。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传统"慎独"道德精神及其现实价值

"慎独"是传统儒学倡导的修身方法和推崇的修养境界,其蕴涵着相当丰富而深邃的道德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诠释传统"慎独"的道德精神,不仅能深入领悟"慎独"在古代道德实践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而且更能发掘"慎独"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价值。

儒家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儒家德育思想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可行性,契合性,力求为后续研究提供铺垫。

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

会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明清儒家士大夫从徐光启到严复,通过翻译会通中西,在儒家文化反思、转型与新文化构建中起到关键作用,值得专题研究。明清翻译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传统文化是士大夫会通西学的重要资源,而类比联想则是其认知基础。

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

宋明理学的光环往往误导了人们对宋初百年士风的看法,宋初士风承袭晚唐五代余风,道德节义观念缺位。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也论绍兴和议期间士人的气节问题——与王曾瑜先生商榷

王曾瑜先生判断历史人物失节的标准不当,错误地将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划入失节的范围。他把专制腐败政治作为导致古代士人失节的第一位因素和士人失节是正常状态、守节反而是非常状态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诚信生活的性命根基与价值期许——儒家信德思想发微及辨正

"信"是儒家伦常价值系统的核心结构要素,其本义为人之内在生命情志通过"言"而由内向外的真实开启。对儒家而言,"信"是人之生存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奠定诚信价值之生存论根基的"性之德"。儒家以"信"为朋友之伦的主德,意在以忠信为本,建立己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以此构成社会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基础。信在五常序列中的位置足以彰显其重要意义。儒家主张以"义"引导和规范"信",并非对"信"之贬低,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成就信德。现代诚信伦理纯然是外在于人之情性的契约式工商伦理形式。儒家信德不可盲目追求"现代转化"而丧失自身价值追求和精神品位,而应持守自身,保证教养生活不致失坠。

论孔子的五重形象及其思想主张——兼论孔子在周代思想史中的地位

孔子出身于儒业,承认神灵的存在是儒生的先决条件。然而在贵人轻神的周代文化氛围中,他敬鬼神而远之,对现实人生更加关注,从而创立了以仁为本的儒家学说。孔子仁学的起点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范畴系统。由此出发,孔子论述了“为仁由己”的君子之道、重德明礼的为政之道以及教育的目的、内容、理念和方法。于是,有理想的儒生、儒家学说创始人、道德君子、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教育家,就成为孔子的多重形象。

论庾信入北儒士情愫的复归

庾信萧梁时期纯文人气质彰显,入北以后儒士情愫复归,由纯文人气质向儒文兼备的气质转化。其表现为:家国败亡的沧桑巨变激发他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的反思,唤起他作为儒士的强烈的功业意识,也促使其对儒家伦理的回归。入北以后庾信固有的文人气质又影响北方本土士人价值取向由重儒向慕文转变。庾信和北方本土士人气质呈反向改变而共同趋向于儒文兼备,成为南北融合的表现与成果。

曹植诗歌之“骨气”析

曹植的诗歌具有“骨气奇高”的特征 ,但对于这个特征的理解颇多歧义。笔者认为 ,在曹植一生追求理想并屡遭失败的过程中 ,他面对骨肉相残的现实所表现出的或顺从权势 ,或抗争灾难 ,或沉溺痛苦 ,或超脱尘外 ,以及任性而行和持性而作等矛盾对立是其诗歌“骨气奇高”特征的具体体现 。

明清之际一个普通士人的人生际遇——王崇简生平与出处

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考取进士,未及授官,李自成军队便进入北京,遂携家眷流寓南方,两年后返回北京。自顺治初年授官后,仕途顺遂,康熙初年以原官致仕。可以说,在明亡前夕,王崇简虽然参加复社,对时局感悲不已,但并没有抱定"君亡与亡"的决心;清军入关后,他南奔避祸,期望南明政权恢复旧土,但无望而北返,也无意隐居埋名,最终投效清廷,荣宠备至。

马融学行污点辨正

自东汉赵岐以来,"通经而无节"几乎成了对经学大师马融的盖棺定论,但事实上,相关史书对马融党附梁冀、飞章害李固、追杀郑玄、在郡贪浊、奢侈傲慢等不良品行的记载多有歧出和不实。通观现存史料,马融是一位品学兼优的经学大师,其历史形象的恶化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与儒、道相争背景下的人为造作。

先秦儒道诸子的水情结

黄河和长江孕育的华夏文化,自一产生就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古老传统的浸染和熏陶,先秦时代的哲学家,特别是儒道诸子具有浓厚的水情结。孔子、孟子、荀子等以水比德,用水的特性比附儒家所倡导的道德风范和君子人格。老子、庄子以水喻“道”,赋予水以比喻和象征意蕴,创造了众多与水有关的意象和寓言故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形象的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