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思政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思政”是在“大思政课”基础上探索的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话语系统性艺术表达。艺术思政在哲学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育德和党思政工作审美取向的发展范式,在教育逻辑上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诗为教的传统,并以“兴于诗”达成教育意向性的生发,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合理性。在实践探索上,艺术思政可以从顶层设计、育人属性和学思践悟三方面不断深化拓展,破解当前存在的零敲碎打、不成体系、随机性大、参与度窄等难题。

诺布效应及其理论解释

诺布效应(Knobe effect)是指副作用的道德效价影响行为意图判断的现象——当副作用是好的时候,人们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引发该副作用;当副作用是不好的时候,人们则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有意图的。Knobe等人认为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道德考虑影响了行为意图的判断;其他的研究者则从心理偏见、意图语言的实用意义、主要目的与副作用间的利益-损失权衡等角度来解释该效应。通过对各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诺布效应以归因过程为基础,显示了道德判断对心理理论的影响,其潜在的机制很可能就是人们自动无意识加工的结果在之后有意识的理性加工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意图直觉判断会影响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直觉也会影响理性的意图分析过程。

技术物是道德行动者吗?——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及其内在困境

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认为技术物调节着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决策,技术物不仅"有"意向性,而且也可以成为"道德行动者"。维贝克的批评者则认为维贝克是通过重新定义概念和误用概念的方式来克服他所遇到的理论困境的,维贝克因而陷入了内在困境中。一方面,维贝克对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使得他与批评者之间的争执更像是一场能否用"道德行动者"来描述技术物的某种道德作用的"语词之争"。另一方面,维贝克戏剧性地接受了他所批判的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概念框架,他的技术道德化思想仍然是现代性主客二分哲学传统的翻版。

论集体意向性与道德的起源——评王海明教授的“道德自律-他律论”

王海明教授对他所谓"道德自律论"的批判犹如跟一堆假想的老虎搏斗。他所谓"道德他律论"实为彻底的道德工具主义;具体表现为道德价值外在论、计算理性、功利主义等三个论题;其最终所导致的是道德虚无主义。由于王先生没有看到集体意向性乃是道德的真正诞生之地,也没有注意到语言对道德的重大作用,所以,他错误地断言:动物不但有道德,而且有"最高尚的美德"。

道德“规范”与“意向”

伦理规范的存在及本质与人类的意向相关,它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和权威力量,是由于人类意向性地将其作为规范,集体意向性地赋予其"地位功能"。集体意向性使"我们"之间具有了相互针对的一定权利、责任,形成某种相互的要求,这是理解伦理规范及其规范性特征的基础。伦理规范与意向之间的相关性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与合理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执到觉:文化意向超越中的道德自觉

在全球化中形成的后现代流动社会,"自有永有的我"何以可能。私人世界在苦苦抵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入侵中,不断重新塑造"先验自我",不断孕育和抛弃新的文化和价值世界。"好生活"的绝对化永恒和相对化虚无取向的合理性都已终结。"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内蕴的辩证的否定的实践理性精神及其"中间偏左"的致思路经和价值选择,要求把美当作目的,把美德当作生活,把正当作为策略。这就是道德自觉。

医学AI道德主体地位的哲学批判

医学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而承担道德责任,关键要从哲学上辨析医学AI的感受性意识和意向性行为是否可能。意向性因果关系可以论证医学AI无法获得感受性意识和自由意志,因而不可能成为完全的道德主体;但在世界语境中,医学AI可以通过算法模拟表征派生的意向性意识,表现为有限的道德主体行为,这一功能完全由科研设计决定,因而可以向相关科研人员或机构追溯替代责任;在交流语境中,医学AI因“感受性缺失”不具有内在的意向性意识,因而不能有效交流并做出正确的医学判断,应由相关医务人员或机构承担替代责任。

论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德性表征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不同主题下讨论了快乐,对快乐的态度褒贬不一。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理论不能自洽。但是通过对书中不同语境下的快乐进行分析与对比可以发现快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不同的所指。一方面是需要适度享受的快乐,另一方面是作为德性表征的快乐。前者是与肉体或心理相关的感官快乐,后者是与德性和价值相关的意向性快乐。这种对快乐的区分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中得到印证。认识到这一点后,至少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快乐理论并不是不能自洽的。

人工智能是道德代理人吗——人工智能伦理身份的形而上学分析

人工智能的伦理身份是人工智能伦理面临的基本哲学问题。人工智能伦理身份研究的道德行动者路径通常以人格化的道德行动能力作为人工智能配享伦理身份的标准。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把人工智能获得伦理身份视为技术问题,有预设身份之嫌。只有以现象学方法直面人工智能的伦理身份本身,才能澄明其伦理身份为何。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自下而上的分析人工智能的行动结构,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实际上代理了人类道德意向,人工智能的行动以“守护”人类价值为宗旨。人工智能的真实伦理身份是人类的道德代理人。只有以道德代理人为基本单位,人类价值为形而上学基础,一种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伦理体系才得以建立。

同意的概念及其政治意蕴

在解释公民与国家的新型关系时,由于存在历史事实上的困难,诉诸"明确的同意"(overt consent)显然不那么成功,诉诸"默示的同意"(implied consent)似乎更合理。然而,问题在于,按照后者,要保证同意的效力,就必须以"自愿性"或者"意图性"为必要条件,可现实的情况却未必都是如此的,因为人们对政府的行为予以默认的理由有时是非常"工具性"的。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本体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认为他的本体诠释学从多方面沟通了中西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并提出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知识与价值合一的心性论和儒家道德的辩证观及管理哲学的伦理工程,努力达到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进而走向世界。

中国语境下诺布效应的实验研究

诺布效应的发现及其后期研究堪称实验哲学研究的一个典范。通过对诺布效应经典案例--"董事长案例"的实验研究发现,在中国语境下,诺布效应仍然显著存在,行为实施者本身有无意图并不影响受试的意图判断。意图判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专业、出生地、道德责任判断等。伤害条件下,影响因素较为集中,而有利条件下,影响因素则较为分散。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面对伤害条件下的场景,道德责任判断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受试的意图判断,验证了从道德责任判断角度来解释诺布效应的合理性。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班主任工作的“加减法”

从发生学和目的论角度看,班主任扮演的众多角色,其实质是管理者和德育工作者。考察学校工作现状发现,班主任作为管理者和德育工作者的角色扮演并不到位,存在许多问题。改善班主任工作现状,要求班主任必须在工作中做好"加减法"。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诺布效应

对诺布效应进行理论解释一直是实验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传统的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对意图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种认识受到了越来越多实验证据的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在没有道德因素的情景中也发现了诺布效应的存在,这显然是不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从前景理论的视角看,对行为结果的得失分析和损失厌恶对意图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理论解释不仅与已有的实验结果相符合,而且为重新审视大众直觉的可靠性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