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共治的实践限度及其疏解可能——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方案

道德和法律协同治理国家的“德法共治”模式,在人类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演进中显露出实践症结:道德主观倾向容易超越集体规范的理性限度,而绝对法则理念则容易造成道德意义的退守或隐逸,如制度感觉主义、道德律法主义就是显著表现。中华民族德主刑辅的政治传统、西方政治世界的自然法精神都为疏解这种现代性矛盾提供了历史经验,并在功能互补、价值互动等方面展现出德治与法治相联结的理论空间。德法共治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蕴含着疏解其实践限度的逻辑理路:社会主义法治彰显无产阶级道德理念,使法律制度的纲领意义既能为国家秩序提供底线保障,还能充盈着兼具道义价值的人文关怀;共产主义道德滋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使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既能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也能转化为公序良俗的制度规定。

理念变革与制度演化:《反不正当竞争法》30年回望与前瞻

理念和制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的核心。理念是指导,制度是落实,理念和制度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30年来,学界和实务界对其根本属性和运行规律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相应的理念和制度有了长足的演化和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宽范围、低门槛和开放性,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并采取“三元利益叠加”的法律分析框架。一般条款的谦抑性适用、竞争行为的基础地位、商业道德的商业伦理内涵、有限补充保护的功能定位、静态竞争与动态竞争的取舍、判断范式的区别对待、自由与公平的价值观取向以及“搭便车”理据的限制性适用,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理念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成为架构其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恰切地和与时俱进地把握其核心理念、基本价值与基础关系,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保障。

有限扶助:地方债违约风险处置的制度选择

面对地方隐性债务存量,中央“不救助”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源头管控和风险规避作用,但近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加剧的政府债务风险也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借鉴预算法中对有关地方实行扶助的制度经验,对地方债的自救施以“有限扶助”,是制度选择上的一种可能。“有限扶助”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兜底救助”,是中央在坚持“不救助”原则、由地方自行偿还的基础上,明确对资格、流向、程度和方式进行限定的扶助:根据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强弱,限定扶助对象资格;根据地方债筹集资金的性质不同,限定扶助资金流向;根据中央财政压力的大小,就整体债务规模限定扶助程度;根据中央在地方债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限定扶助方式。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扶助的前提条件、程序设计、责任追究等应当通过法律进行明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中进一步防范化解“有限扶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

制度德育论的理论来源、实证依据与实践方式

制度德育论有三个理论来源,即历史唯物主义、(有限的)制度决定论和新制度主义,三者的共同点是强调从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之中认识人,把握人性和人的本质。多学科的实证研究表明,制度不仅有自己的“思维”,能够代替我们做出重大决定,而且决定我们的思维习惯,形成制度思维,影响和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制度不仅可能使好人变坏,也可能使坏人变好;制度以制度情境为中介影响乃至决定人的行为,包括道德行为。制度德育论在新时代的实践方式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好的制度育德,要求学校培养学生的道德—民主能力,以“道德两难故事讨论法”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以民主主义的理智方法实施教学,以“公正团体法”把学校建成民主社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弘扬民主、实践民主是新时期学校德育的重要课题,制度德育论可以为此贡献力量。

节俭与奢侈:生活的基本伦理问题

奢侈与节俭,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相生相克地既构成个人生活和劳动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节制的原动力是“为了生活”,呈内敛性质,体现成人的美德;奢侈的原动力是“享受生活”,呈扩张性质,张扬成人的尊严。奢侈与节俭相生相克,必遵从限度生存的法则,形成奢俭适度的辩证法:奢侈逾度,必是恶;节俭逾度,亦是恶。以限度生存为依据,以奢俭适度为准则,建设奢俭适度的道德,必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努力于前,须着眼于奢俭适度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表率;着手后者,公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应以俭朴为原则;大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宜鼓励通过勤劳创富而“足欲”。

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

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正当性,《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均可作为请求权基础,二者的区别在于侵权人是否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严重精神损害”系价值开放概念,其决定了《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系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的一般条款,作为该条款具体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应对其予以延续;在认定时,应以社会公众的容忍限度为准,考量被侵害个人信息的类型与数量、损害后果的辐射范围与持续时间等因素。现有计算赔偿数额的实际损害赔偿规则与侵权人获利赔偿规则缺乏可适用性,而法院酌定数额规则存在缺乏上下限约束与部分考量因素不合理的问题,故应补充法定个案赔偿限额与总额上限标准,并以侵权人的身份与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损害后果的辐射范围与持续时间等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

黑格尔教育实践中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道德部门中提出了道德的主观局限性,他在近三十年的道德教育实践中致力于破解道德的主观局限性,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在他的部分哲学著作中论述了关于道德教育的理论问题,而且将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在教学中,特别关注语言教学和学科教学中蕴含的道德教育成分,其中包括古代语言、母语、外语等语言教学以及数学、地理、绘画等学科中包含的道德教育内容,对当今时代发挥隐性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具有借鉴价值;在训练中,通过从管教到修养的过渡,达到道德修养的养成,使道德理念完全成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习惯,达到了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同一;在精炼中,通过艺术、宗教、哲学中蕴含的道德教育内容,使个人的道德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人之为人”在精炼的环节得以实现,达到人的精神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形态。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有着严重的缺陷,但其中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具有现实价值。

网络时代著作人身权限制研究

数字技术加快了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速率,也造就了网络环境中作品数量庞大的景象。然而,因为网络作品的数量庞大,作品的有效授权许可成为难题,而著作人身权更进一步加剧了许可困境。为了激活网络作品令其被有效利用,促进网络作品的顺利交易,增加公共利益,应该对网络著作人身权进行合理的限制,从作品的类型、作品的使用惯例以及交易的目的等方面对著作人身权进行适当限制。合理限制网络环境下的著作人身权有利于在维护作者正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作品的传播与利用,帮助实现作品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让网络环境从作品数量众多的现实进化为文化繁荣的胜景。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由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及其共性、道德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以法律作为自身保障机制的特点所构成。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就是将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当道德的价值表现为对行为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时 ,则道德不能被法律化 ;道德规范体系中高层次的道德要求也不能被法律化 。

体育道德法律化:意义及其限度

体育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法律的支持,体育道德一定程度上可以法律化,这对于体育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道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法律不能完全取代它。因此,体育道德法律化有一定的限度。

社会资本与农户创业中的金融约束--基于农村金融调查数据的研究

农户的创业活动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然而调查数据表明财富的多寡显著影响着他们创业的概率,说明金融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户的创业行为。为深入探究农户创业过程中所受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本文依据农户家庭金融抽样调查所获数据,以农户的社会资本作为切入点,在Paulson等(2006)职业选择模型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发展阶段,有限责任机制和道德风险机制都是制约农户融资的原因,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农户所受的金融约束主要来自有限责任约束。为此,对种养殖专业户贷款需降低抵押和质押的要求以减轻有限责任约束,同时需要加强针对农村地区工商业农户的征信体系建设,通过重复博弈降低道德风险约束。

诚实信用原则综论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指导当事人的行为,也是立法和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目的。在实践中,应准确理解立法意图,结合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掌握一个合理的界限。

中国电影“新锐导演”的语义命名、创作状况与文化坚守

在全球化与后全球化语境下,国产电影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确立离不开一大批颇有个性的导演"新势力"的贡献——他们已从电影题材、技法、发行等多方面实现了对"第五代"和"新生代"的实质性突破。"新锐导演"的创作走向及其所促动的时代审美极大影响着国产电影的未来之路。从语义命名、创作实绩、艺术风格、语言探索、现代性呈现及文化语境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探究,无疑是必需也是必要的。

人肉搜索的伦理探微

作为网络时代热门新词,人肉搜索以其特有的运行机理,化虚拟的力量为现实的能量而广播其影响。正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人肉搜索对于维系社会公正,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不乏其有益之功;另一方面,人肉搜索中存在诸多的伦理困惑,其非理性、非道德行为不得不引起我们警觉。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在探讨人肉搜索的伦理悖论基础上,分析了人肉搜索问题的原因,并提出防治之策在于伦理规制。

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及其文化限度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创造性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有其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和道德理由。但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律性发展,致使社会理想的乌托邦视景消失,从而现代人的交往方式趋于工具理性化,生存模式陷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人类需要考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对市场经济作必要的文化制约和道德规范,自觉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

论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充分实施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道德的发展 ,这使得道德的法律化成为可能。但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 :从范围上看 ,有些社会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法律只起辅助作用 ,甚至不能适用法律 ;从功能上看 ,法律直接规范人的行为 ,但对人的思想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 ;从道德发展的角度看 ,法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保障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且对法律的过度依赖还会导致道德的弱化。因此 ,我们在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同时 ,还应充分重视道德等其他调控手段的作用 ,避免法律对道德领域的过度介入。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竞技体育道德制度化及其限度分析

道德制度化是现代社会和竞技体育特定环境下竞技体育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从竞技道德制度化的涵义入手,立足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建设这一现实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道德制度化及其限度进行探讨。

论道德情感功能的域限

道德情感是道德心理结构中的一种极致形式 ,在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传统德性论对道德情感的功能期待过高 ,导致对个体修养的过分依赖而忽视社会制度层面上的道德安排。人的情感是易变的 ,人际沟通是困难的 ,加上道德环境的恶劣和道德控制的失度 。

论学生自由及其限度——道德教育的自由困境与解决路径

自由是德性养成的基础,学生自由应以发展为目的。学生自由是平等参与和自主发展的自由。学生自由应以不妨碍学习活动的正常开展、不妨碍自身以及其他学生的发展为限度。通过师生平等对话、自由讨论等方式对各种价值观进行澄清,以教化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是解决道德教育自由困境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