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真道德”论

“真道德”是横贯梁漱溟人心论与人生论的核心议题。“真道德”主要表现为:人类个体生命的自觉向上、“以身从心”,以及人类社会生命之自觉恪尽伦理义务。梁漱溟以生物进化论为方法,揭示出“真道德”根源于人心之理性,并以本体——宇宙论的方式建构了“真道德”的先天根据。“真道德”之归趣隐含了梁漱溟对新文明形态的憧憬,寄托了一种儒家式的社会人生理想。

新儒学熊氏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探赜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对其三位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影响甚深,这体现在脾气秉性、学问兴趣、思想路线等方面。熊氏学派是心学思想的接续者,他们对阳明心学均有研究,受其影响。在熊氏学派中,熊、唐、牟都意在重建道德形上学,而徐氏的立场则是消解形上学,让哲学与文化回归现实生活实际。这预示着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分化与不断发展。

阳明心学与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创作

王阳明心学思想与吴敬梓的思想及其《儒林外史》的创作有许多相通处。吴敬梓并非全盘接受心学思想,但是阳明心学思想所表现的精神自主、所体现的个人道德意志尤其为吴敬梓所推崇。《儒林外史》的人物塑造及思想表达、吴敬梓对精英文化的认识与反思皆由此而深入展开,小说不断重述心学的命题,包括对士人群体精英意识与社会精英文化的留恋。小说描述的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蕴含从复古转向思想、学术和政治的革新意识,是吴敬梓的理想国蓝图,亦与阳明心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并一直召唤起无数知识分子投身于社会改革中。

不同道德情境下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道德反应的影响——心智知觉理论的视角

品牌名称是建立品牌-消费者关系的重要连接点,是品牌资产的构成要素。品牌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品牌名称的语音特征会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情绪与行为,但鲜有研究考察语音特征对消费者的道德反应的影响及其路径。本研究基于心智知觉理论,探究了品牌分别作为道德主体和道德受害者两种不同的角色时,叠音品牌名称影响消费者道德反应的非对称性路径。具体而言:品牌作为道德主体违规的情境下,相较于非叠音,叠音品牌名称能通过降低消费者感知的品牌心智的“思考”维度(而非“感受”维度),来缓解消费者对品牌的消极道德反应(愤怒、厌恶、谴责、惩罚行为意图);而当品牌作为道德受害者受害的情境下,叠音品牌名称则通过提升消费者感知的品牌心智的“感受”维度(而非“思考”维度),来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积极道德反应(同情、怜悯、遗憾、购买支持行为意图)。本研究通过7个实验证明了假设,从理论上创新性地探索了语音特征与道德反应的因果关系,揭示了品牌心智的两个维度作为不对称中介存在的机制,为实践中品牌道德事件公关和公益营销传播工作提供了借鉴。

心智感知与公正世界信念对责备无辜受害者行为的影响

基于道德二元论及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本研究旨在探究心智感知与公正世界信念对责备无辜受害者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心智感知显著影响观察者对无辜受害者的责备程度,能动性受害者比感受性受害者更容易受到责备;(2)公正世界信念与心智感知共同影响责备无辜受害者的程度,低公正世界信念条件下,感受性受害者获得更少责备,但高公正世界信念条件下,感受性受害者获得更多责备。本研究揭示了心智感知对责备无辜受害者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在公正世界信念框架下对责备无辜受害者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人际差序关系对智能机器道德决策期望的影响

本文聚焦于我国的差序格局文化,将人际差序关系引入道德机器研究,通过两项实验探讨了人际差序关系对智能机器道德决策期望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研究1发现,智能机器与其决策所涉及对象之间的人际差序关系越近,人们越期望其做出偏私决策,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也更高;研究2发现,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分配性偏私情境中,并且人们对智能机器的感受性感知在其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王阳明“心”思想的澄清

王阳明对“心”的认识,受到孔子、孟子、北宋五子以及朱熹、陆象山等关键人物的影响。他把“吾心”纳入宇宙论体系中进行逻辑论证,以此说明“吾心”是世界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只有这样理解,方可以透悟“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从而理解“心体”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概念。如果不从本体论的角度深刻理解“心体”的涵义,我们就无法把握王阳明心性思想的精髓,进而把握“人心和道心”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厘清人心和道心这两个概念,建构人心和道心在心性学中的中枢地位,以诠释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如果从工夫论的角度阐明“求放心”,则在儒家思想中又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意义。依照这样的逻辑理路,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则可相得益彰,宇宙论和认识论就会达到有机统一。

阳明心学的实学旨趣

阳明心学是传统实学中“心性实学”的典型形态。阳明心学中既有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道德实践工夫,也有追求“经世致用”的政治实践操作。黄绾、王畿、顾应祥、王宗沐等作为浙中王学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与事功成就中,也有以“心学经世”为理论特质的实学内涵。“实学”也就成为阳明心学的一个学术品格。王阳明的“心性实学”还传播至朝鲜、日本,并在东亚实学版图中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实心实学”。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身心合一论

身心关系为中西哲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王阳明认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身、心、意、知、物五者和合一体而不能相分离,共同构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真己”,亦即“大我”。“大我”为前对象化、前认知化、前理论化的源初场域:其“心”为源初场域之神感神应,其“身”为源初场域的全幅显现。由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作用,人执定形体而落入“躯壳的己”亦即“小我”之中:“身”成为与心、意、知、物相对待的生理基础,“意”成为与身、心、知、物相对待的心理活动,进而两者有“非一非异”之关系。王阳明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重点不在于“小我”层面生理与心理交互作用下的感受与认知,而在于回归源初“大我”以实现生命的究竟安顿,这关涉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等更为宏大的视域。就此而言,中西哲学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有相互借鉴的可能。

用“三寓三式”讲好中国设计故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

“三寓三式”范式是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效手段。通过分析当前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面临的三个时代课题,明确我国设计教学应当展现中国特色、适应现实需求、实现以德启智。借助“三寓三式”范式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讲好中国设计故事,将有助于专业教师在课堂中阐释中国设计文化、评述中国设计思想、展现中国设计智慧、精析中国设计案例,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和教学方式来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进行拓展和深化。研究发现,“三寓三式”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意识的课程思政建设范式,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实践中获得了积极价值。

明代心学教育家陈白沙的师道观及学派传承论析

作为明代心学教育思潮的发端者,陈白沙扬弃程朱理学思想,在“道在我心”教育主体价值观的基础上,建构独树一帜的师道观,奠定了白沙学派形成与发展的内在理路,且对明代教育由理学形态向心学形态转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陈白沙在身份认同上,主张儒家师道的首要前提是“因时而立教,即物以显义”,秉持设学立师以教天下的理念,彰显士不居官终爱教的精神;在师生关系上,主张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在教学方式上,循沿孔子有教无类思想,主张随问即答,尽心循循善诱,力求因材施教。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守中有变的师道观,陈白沙培养出以湛若水为衣钵传人的一大批杰出弟子,并衍生出蔚为大观的甘泉学派,从而深刻影响了中晚明时期心学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走向。

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活动育智、育心的生生伦理本质

体育原发于身体活动,以自然培育方式启动身体活动来重构身体世界,使原本属于物理实体和生物实体的身体获得人文滋养,实现身体的自然性与人文性的合生。由此,体育成为育体、育智、育心的综合性方式,它遵从身心互育和身心共生的生生伦理法则引导身体活动,既可消解内心的烦忙和烦盲,更可开阔视野、激活心灵、纯化情感并活络思维、激励认知。学校体育通过身体活动育智、育心,引导学生在身体活动中学会协调身心,培育心灵和情感,增强智力;其基本目标是培育学生的具身性能力,促进知觉拓展,开阔认知视野,实现身体行动力、身体活动水平和身体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三寓三式”模式探索

以三螺旋理论及其衍变出发,探讨这一理论的内涵、当代价值及其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的耦合与融通问题。从三螺旋理论视域出发,揭示当前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所面临的螺旋链衔接性不足、课程思政效果不均衡和顶层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尝试从育人主题、育人途径和顶层规划等多维角度探究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分别以加强制度优化、拓展产业渠道、鼓励创新创业、搭建育人平台为落脚点,探索艺术设计专业“三寓三式”课程思政融汇模式在三螺旋结构中的运用,并结合实案开展实践和验证。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明朝正德年间,为应对赣南地区匪患猖獗、社会动荡、秩序紊乱的现象,时任“赣南巡抚”的儒者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以促进赣南乡治。“南赣乡约”在思想上既继承了宋代理学的乡治传统,又坚持心学思想;在政治上既坚持乡民自治,又推行官方督导。由于“南赣乡约”在“哲学思想”“组织制度”“社情民意”“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从而产生了巨大效益和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幼儿心理理论与其良心三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

良心作为道德发展的心理现象,一直被看作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目标,其与幼儿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心理理论关系密切。本研究选取56名幼儿作为被试,采用情景实验法和问卷法分别测量幼儿良心下道德推断(道德认知)、体验内疚(道德情感)及道德自我(道德行为)三个同维度的核心能力及其心理理论,探究3-5岁幼儿心理理论与其良心三维度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心理理论与良心三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与年龄差异,4-5岁幼儿的心理理论、道德推断与道德自我能力显著高于3-4岁幼儿,女生除以上能力外,其体验内疚能力也显著高于男生;幼儿心理理论与良心三维度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较高心理理论的幼儿对无意违规者的意图和行为推断更加宽容,对有意违规者行为推断更加消极。另外,幼儿心理理论还显著正向预测了体验内疚能力与道德自我。建议教育者加强对幼儿违规敏感性的培养,采用说理方式引导幼儿内化规则,形成正确的道德自我概念。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荀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从儿童道德发展初探人性本源的论题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一直有争议,本文从行为实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发现:3岁以前的儿童表现出人之初性本善的特征,对他人比较宽厚;3岁到4岁之间随着心理理论的增长,表现出道德水平下降,心理理论和道德水平两者之间出现交互作用。5岁以后的儿童由于心理理论的逐步完善,显现出越来越明确的“镜子行为”,即: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原有的善性被外界恶性刺激掩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