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的道德激情、暴力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体现性与宣传性——以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左翼电影《天明》为例

《天明》可以说是在以左翼思想指导下,最早对性工作者给予正面理解和同情的现存影片文本。不同的是,《天明》中女主人公所使用的反抗手段和依附的暴力集团行为,融入了强烈的道德激情和政治革命色彩;在深层次上,资本家强暴菱菱触犯了中国道德禁区——对处女贞洁的剥夺,在浅层次上,"趁人之危"的做恶方式,破坏了民众共同遵守的道德戒律。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左翼电影或者是具有左翼倾向电影在中国普通民众当中有那么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儒学与儒商

经考证"儒商"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肯定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思想是塑造现代儒商的重要资源,同时,又指出儒家的君子人格论是一种"片面的道德型人格"。建构现代儒商必须在吸取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从理论架构上提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儒商人格模式,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企业环境责任感知影响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双路径机制研究

如何解决企业环境战略制定与执行脱钩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研究与关注的新焦点,员工亲环境行为被认为是解决企业环保实践“失灵”问题的关键之一。为探究提升员工亲环境行为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理论,构建“企业环境责任感知-道德反思/和谐式环保激情-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双中介模型,并探索伦理型领导感知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感知与员工亲环境行为呈正相关;道德反思与和谐式环保激情部分中介企业环境责任感知与员工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伦理型领导感知分别正向调节道德反思与和谐式环保激情在企业环境责任感知与员工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论《青泥莲花记》的消除欲望和重塑激情

《青泥莲花记》强调个体存在的多元性和流动性,是为了说明"娼妓"身份的可改变性,最终否定个体作为"娼妓"的存在。《青泥莲花记》忧患欲望和激情力量的强大,故以禅玄消解欲望,对激情进行道德性转换。士人将娼妓从良、从死的激情行为纳入慕才、守信、节义的框架中加以解释,使激情成为品德。有些娼妓从良后以婢仆自处,竭力避免与丈夫可能有的亲昵,苦心经营合道德的生活,而没能将激情纳入妇道者,则成为挞辱的对象。现代间谍战利用性获取情报,古代性欲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情报,没能有效克制情欲被看作德行有亏,故一旦欲望进入忠孝节义叙事则品德就变成有争议的。男女在两性关系中都投入激情,但社会对男女激情投入程度和激情爆发强度的接受度不同。

论情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作用

当代大学生感情丰富,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情感是教师和学生沟通的纽带,是使教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方法。只有掌握正确情感教育方法并注意克服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和育人的目的。

道德情感培育原则探新

道德情感培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有联系也有区别。道德情感的生发、提升、强化、转变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规律 ,由此决定道德情感培育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要使培育人们道德情感的努力收到实效 ,必须坚持全面性培育与针对性培育相统一、理性说教与动情感染相结合、社会实践与个体省悟相发明、主导性与主体性相激扬。

大学“立德树人”的文化省思

"立德树人"与"以文化人"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及大学"立德树人"的价值理想与实践效果之间的鸿沟,都需要对大学"立德树人"进行文化省思,需要以文化"观"教育,以教育文化"读"教育现象,以文化逻辑解读教育价值。以是观之,当代大学教育存在"虚无的"教学文化、"自在的"课程文化和"钝化的"教师文化等问题,应建构"充盈的"教学文化、"自觉的"课程文化、"激扬的"教师文化,以为"立德树人"创设文化载体。

朱熹山水心探源

朱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成长历程中的内在追求是其痴情山水旅游的两个重要原因。朱熹山水心形成的社会环境主要有3个方面:①宋朝的社会大环境。宋朝佛道盛行、社会腐败及党争激烈等因素导致士大夫热衷于归隐山水。②武夷山地方文化环境。朱熹欣赏山水情趣,并通过山水之旅来达到修身明德的目的。③家学渊源。朱松对朱熹"山水心"形成的影响。朱熹山水心形成的内在因素主要源于其一生不懈探究的"格物致知"理学追求和将山水游历作为其对宇宙本体乃至社会文明内在规律探索的途径。

作为斯多葛主义批评者的亚当·斯密

在对斯多葛自杀论的反驳中,斯密践行了自己的道德哲学方法论。他否定前者关于激情和理性的看法,重新肯定了激情以及激情的交流对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意义。而通过将斯多葛神学目的论的视角拉回到人间,从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激情中寻找人类道德生活的尺度,斯密否定了斯多葛的理性化的合宜性概念,调整了激情与道德的关系,从道德实在论的观点转向了道德俗成主义。他也否定了斯多葛非人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严格主义,为真正属于人的、考虑人之激情与限制的道德哲学和生活世界奠定了基础。总的而言,斯密不认为斯多葛主义在知识论和道德动力层面可以充分地支撑人对自己的关心以及对其他人的义务。斯密试图在激情以及激情的沟通和互动中奠定一个充满适度友爱的生活秩序。但是在其晚年他意识到由于情感腐败,这一设想是过度乐观的。

论李翱“去情复性”的道德修养思想

李翱是宋明新儒学之远源与先驱,其去情复性的"复性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前承汉儒,后启宋儒之价值"。综观李翱的思想,可以理出其完整的道德修养学说:性善情恶的人性论是其道德修养的依据;从道不从众的君子人格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斋戒其心"、"寂然不动"、"慎独守中"以去情复性则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等等。李翱的道德修养思想是在心通《中庸》并融汇佛老治心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积极回应了唐中期佛老对儒家治国治心之道的严峻挑战,而且为宋明理学完备的内圣工夫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方法。

劳伦斯的艺术观探析

在劳伦斯看来,创作和审美都离不开情感,即离不开激情。创作的主体——作家必须是一个有着心灵激情的人。文学创作从本质上而言是作家情感的表现,也是人物的情感的表现。劳伦斯认为艺术的真谛在于表达生活的激情,艺术的任务是展现人与其周围世界在活生生之时的关系,同时,艺术的根本作用是载道。如此,小说才能是"揭示我们活生生关系变化之虹的最佳手段"。

艾·巴·辛格的道德小说初探

辛格最为杰出的作品当属短篇小说,其中对于道德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文章从职业、婚姻、激情三个方面探讨了辛格的道德观点,并结合他思想中对于宗教和传统的继承,力求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并通过具体的小说来论证各种观点。

宋传奇的市民化特征

宋传奇的研究远没有深入 ,在人物和生活的市民化以及道德和情感的市民化两方面 ,唐传奇相比宋传奇在题材上都更具有市民化特征 ,而形成宋传奇市民化的社会原因 。

笛卡尔论动物

笛卡尔质疑17世纪流行的关于动物的认识方式,以二元论为基础,采用演绎法,并借助《圣经》和神学理论,以"奥卡姆剃刀"清除了动物身上具有感觉灵魂的设定。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动物是没有意志的"自动机",动物不是道德主体,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笛卡尔动物观的革命性源于他的形而上学,他对动物并不持有"工具论"的观点,但他的动物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笛卡尔驳斥动物具有灵魂的说法,突出了人的灵魂的不朽性。他看到了灵魂不朽对道德的必要性。笛卡尔哲学对动物的观点是残忍的,其解释并非完全公正。

激愤杀人条文设置初探

激愤杀人是指受到被害人重大过错刺激,导致行为人处于强烈的冲动下即刻或在合理的时间内自愿实施的杀人行为。对于激愤杀人,基于复合的冲动因素和道德因素的考虑,应当从宽处罚,但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实践中适用标准混乱。考察各国对于激愤杀人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刑事立法体系实际情况,可采用"修正案+解释"的方式将激愤杀人在故意杀人罪中明文规定。在刑罚配置方面,需注意区别于"情节较轻"且明确排除死刑的适用。

至“情”的化身——析《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艺术形象

汤显祖在其名剧《牡丹亭》中以遒劲的笔墨塑造出一个生动独特而又丰满的“至情者”的形象———杜丽娘。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在审美领域里把“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激扬到超越传统意识的高度。表现了人类对爱情幸福的渴望与追求。

谈现代思想工作艺术

从思想工作艺术的角度,谈如何做好现代思想工作,通过讲道理、情感的投入、对人的帮扶、身正的表帅,达到做好思想工作的目的。

论哈奇森对以霍布斯为首的道德利己主义的批判——从“passion”和“affection”谈起

为了批判以霍布斯为首的道德利己主义,有效处理利己和利他、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哈奇森通过系统建构一种道德感理论来树立普遍仁爱观。他首先对情感的基础术语passion和affection进行重新考察,用普遍仁爱定义道德善,之后又竭力将与利己相关的一切与道德划清界限以确保仁爱的纯粹性。然而,哈奇森道德学说中存在无法融贯的两条路径:经验主义和神学,这导致其批判方案存在诸多矛盾和局限性。因此,系统分析并客观评价哈奇森的批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其仁爱观和道德感理论,还能从中洞察随后的情感主义者对利己和利他、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持续调和与深刻反思。

“反思性的激情”:构建积极国家形象的情感路径

数字媒介时代,情感之于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过往研究并未对“国家形象传播需要何种情感”做出有力解释。本文试图从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出发,对之做出回应,认为由反思性理解和反思性修正构成的“反思性的激情”(reflective passion)能够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一种情感方向。反思性理解侧重对情感的理解与洞察,反思性修正则强调理解之上的即时调整与适应,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反思性的激情成为适用于国家形象传播的动态化情感框架。数字媒介对空间和时间施加改造的事实,使今天的国家形象传播呼唤充满包容性和自我批评的反思性的激情,而这也对反思性理解和反思性修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早期儒学友爱观念的创造性生成及其当代转化

友爱观念是早期儒家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重要观念的创造性生成,始于孔子儒学对西周时期一种基本的宗法性政治伦理即“友”或“朋友”伦理的创造性革新和转化。接续这一努力,孟、荀儒学尽管在各自思想起点、论证逻辑和理论重心等方面有所分殊,但都坚定不移地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新型友爱观念的核心精神与主要意蕴,并最终将其确立为一种优良的伦理政治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早期儒学友爱观念还引发了先秦时代庄子学派、墨家学派、法家学派等思想流派的争鸣或挑战。诸家争鸣或挑战,一方面从不同侧面生动地映衬了早期儒学友爱观念所凝聚的独特思想品质与趋向,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它的一些内在疑难和困境。立足于当代语境充分评估、回应这些争鸣与挑战,既有助于激发早期儒学友爱观念进一步自我转化的深刻潜能,也有助于开拓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譬如,要充分认识友爱关系中纯真情感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尊重并容纳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重新审视和调整友爱伦理与家庭伦理的互动关系,恰当定位政治活动中个体性友爱起作用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