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关系:自主和控制动机的中介作用

目的:检验运动员完美主义、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自主和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43名青少年运动员的完美主义、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进行测量。结果显示:①完美主义追求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完美主义担心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②自主动机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控制动机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③自主和控制动机在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完美主义追求和完美主义担心不仅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产生显著直接效应,同时还分别通过自主和控制动机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产生显著间接效应。持有完美主义担心的运动员更易形成控制动机,从而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体育道德取向;而持有完美主义追求的运动员更易形成自主动机,从而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体育道德取向。

公共证成与美好生活——至善论自由主义的一条新路径

公共证成要求国家行为必须得到合理公民的共同接受,据此,许多人对至善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注定无法满足公共证成的要求。然而,由于反对至善论的四个理由——价值多元论、合理公民、自由平等人的观念和中立性——都不能成立,公共证成并没有蕴含反至善论的结论。相反,它允许国家基于个人自主的生活观念而行动。不仅如此,给定社会道德在维系社会合作时的重要作用,公共证成还要求国家推行其他道德上良善的生活方式。因此自由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至善论的主张。

道德至善论:卡维尔伦理主体观的建构

伦理性是卡维尔哲学思想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概念。通过梳理和分析卡维尔的道德至善论,试图厘清卡维尔伦理主体思想的建构脉络。卡维尔以爱默生式至善论为理论基础,发展并形成其建构伦理主体的道德至善论。在卡维尔建构伦理主体的过程中,理论的建构背景、建构方式及其最终试图达到的理想状态三个方面的形成与完善包含了多位哲学家的思想对他的交叉影响。卡维尔伦理主体观的建构从解决自我疏离的怀疑论困境出发,通过承担自我承认的伦理责任,最终实现自我至善。

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道德认知的影响:道德完美主义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道德认知的影响以及道德完美主义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探索促进青少年道德认知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对719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1)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的一般道德认知及体育道德认知显著正相关(r=0.19,0.21;P<0.001)。父母拒绝与青少年的一般道德认知显著负相关(r=-0.07;P<0.05),与体育道德认知相关不显著(P>0.05)。父母过度保护与两种情境道德认知相关均不显著(P>0.05)。(2)道德完美主义的道德高标准在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一般道德认知和体育道德认知的发展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5.96%和21.54%。道德完美主义的在乎道德错误在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对青少年一般道德认知和体育道德认知的发展中起遮掩作用。结论:父母应采取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同时重视青少年道德高标准的培养,促进其道德认知的健康发展。

道德焦虑在大学生完美主义与安全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安全感量表、完美主义量表和道德焦虑量表对51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道德焦虑与完美主义和安全感都呈显著负相关,完美主义与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完美主义和道德焦虑对安全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完美主义直接影响安全感,道德焦虑影响安全感。道德焦虑是完美主义和安全感的中介变量。

强迫症患者完美主义程度在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判断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 探讨强迫症患者父母教养方式、道德判断能力与完美主义程度之间的关系,并比较3者在患者与健康人群中的差异。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随机选取2021年1—10月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心理科门诊就诊的100例强迫症患者为研究组,同时招募100名健康对照者为对照组。使用道德判断测验(MJT)中文标准版、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以及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中文版(FMPS-C)比较两组患者的道德判断能力、父母教养方式及完美主义程度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强迫症患者父母教养方式、完美主义、道德判断能力3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研究组FMPS-C非适应性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76.2±7.3)分比(58.3±12.6)分],FMPS-C适应性维度得分、MJT中文标准版C分数低于对照组[(18.5±3.1)分比(23.8±4.7)分、(9.5±1.7)分比(14.7±6.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EMBU中的父亲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过度干涉和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强迫症患者母亲过度干涉和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程度呈正相关(r=0.954、0.412、0.419;P<0.01),与道德判断能力呈负相关(r=-0.853、-0.244、-0.358;P<0.05)。强迫症患者父亲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程度呈正相关(r=0.304、0.240、0.690、0.248;P<0.05);父亲拒绝、否认与道德判断能力呈负相关(r=-0.717,P<0.01)。强迫症患者母亲过度干涉和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父亲拒绝、否认通过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程度对道德判断能力起部分中介作用(均P<0.05)。结论 强迫症患者道德判断能力低于健康人群;父母过度控制、否认,惩罚等教养方式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程度高于健康人群。父母教养方式通过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程度部分作用于强迫症患者的道德判断能力。

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

传统的法律道德主义者认为国家对道德事务享有判断权,并且在必要时为了保护社会可以动用法律限制公民的道德自由。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应"道德民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法律道德主义理论尽管精致,但仍然面临着"帕累托挑战"和"权衡难题"。有关法律道德主义的主要争议并不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入法,而在于其入法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各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隐藏于其背后的"道德的法律强制"值得警惕,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出一条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注重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却实属重要。

道德立法的法哲学省思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尤其是伴随着一系列热点伦理事件或焦点案件的爆发,常常掀起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道德保卫战"。其中一种通过立法重振道德的呼声格外引人注意,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是否会让人们变得道德。面对道德多样化的生活实践,立法要遵守不应强人所难的基本原则,如果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人们做事实上做不到的事情,这非但不能让人们变得更道德,反而会走向道德专制或暴政。在尊重价值多元的前提下,道德立法可采用鼓励和强制并重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弃恶扬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的善,决定道德立法应有必要的限度。个体唯有自觉地将外在行为与道德要求保持一致,同时更重要的是将道德要求内化于心,方能真正成为有德之人。

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世界观——孔孟与爱默生的深层对话与介入重构

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被称为“美国的孔子”,深受孔子与孟子思想的影响,但是并不能由此反推儒家也是超验主义,那种把儒家的超越意识视为神秘主义的取向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儒家不是超验主义,而是建基在“一个世界”基础上;第二,偶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建基在“社群主义”基础上;第三,偶家不是诉诸于直觉主义,而具有“情理合一”的原则;第四,儒家更不是聚焦于“超灵”,而是走向“礼乐主义”、人与天通的审美主义。然而,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毕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同一;第二,回归本善的人类本性;第三,追求道德完美主义;第四,重视美的实现。

法律能强制执行道德吗?——乔治《使人成为有德之人》介评

能否通过法律强制执行道德,在自由主义与法律道德主义者之间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辩。以德弗林为代表的传统法律道德主义以至善主义核心传统为理论基础,倡导国家对公民不道德行为的立法干预。自由主义者站在国家中立性的立场上,强调个人自治性的重要意义,以此对法律道德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乔治基于共同善构建了一种多元至善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兼顾了个人自治和价值多元,轻巧地避开了传统法律道德主义经常遭受的那些批评。它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又能为政府的立法干预提供严格的限制。

美德理论与至善主义法学:价值与限度

古老的核心传统主张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的方式惩恶扬善,本文将为核心传统的这一至善主义的观点提供辩护。为了进一步驳斥自由主义的观点,文章集中关注和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政治社会、法律以及道德正直性方面的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要关心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必须设法塑造人们的道德品性。阿奎那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个观点,但是他做了一些更为细致的阐述和补充,认为道德性法律本身必须是正当的,否则的话,不正当之法难以引导人们去做一个道德上更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