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重估英国文学中的道德哲学——刘意青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的访谈录。作为国内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刘意青教授以英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为线索,聚焦于18世纪英国小说,深入探析了英国文学中的道德哲学。此外,刘教授结合文学批评实践,详细区分了道德哲学与道德说教,并对国内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以及多元文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下困境提供了独到见解。

清季教官的宣讲与地方教化——兼及科举制废除对教官的影响

清朝政治的基本形态为儒家学说指导下的伦理政治,其特征是德主刑辅、教化先行。各学教官专为课士而设,是推行地方教化的重要力量。教官的教化是通过监督宣讲和亲自担任宣讲者实现的。宣讲始终以"圣谕"为中心,兼及律法等,清季拓展至新政的各项章程、告示、报纸等。作为延续至今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式,宣讲对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有重要意义。但教官职分不专,教化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朝廷对教官职能的制度化设计与地方政府对教官职能的功利化选择之间的矛盾有关。

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伦理道德

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文化,以讲究道德而著名。若说这一时代的小说与其他时代的小说有什么特别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时的小说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道德面貌。19世纪英国小说家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家。道德批判是他们在小说中表现的内容之一。道德是作家臧否社会和人的重要标准。可以说,这时期小说以强烈的针砭时弊的道德批判精神,浓厚的劝善说教、道德感化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明代乡约宣讲与儒家道德的世俗化

乡约的核心宗旨是针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乡约宣讲是普及儒家道德的重要途径。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和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都将礼教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途径。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将道德宣讲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方式,对道德教化方式有所改进,但仍然是道德教条的灌输。罗汝芳的乡约以道德说理、道德感化作为乡约宣讲的主要方式,合乎道德教化原则,其道德教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明代乡约道德教化方式的不断改进是乡约迅速发展、儒家道德不断向底层社会广泛而深入渗透的重要原因。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道德哲学趋向——从马克思恩格斯拒斥“道德说教”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所持的反常批判态度,引起人们对这些论断真实意图的多种猜测和解读。通过对他们的具体批判对象和面临的具体历史任务的分析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强调“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非(反)道德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基本特征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确认。历史唯物主义也支持某些抽象原则(道德原则)对调控各种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但是合理的抽象必须与具体现实紧密联系。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必须挖掘以合作、团结和大公无私等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道德。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时代性阐释,可为思考当今世界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关系提供伦理基础。

凌濛初“二拍”的叙述腏郊捌渖缁嵩毯?

传统所谓"二拍"的道德说教,其实主要表现了作者在社会生活中体验、感受到的经验或哲理。"二拍"独特的"引诗+叙述者议论+入话+叙述者评论+正话+尾评"的叙述模式,多采用冷静超脱的态度叙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强化了小说借故事以阐明生活经验和生活原则,即传统所谓"说理"的功能。中晚明心学既超越传统道德观念以解决个体自我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哲学存在,又普遍具有关注社会和民生的传统社会责任感,人生观和社会观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二拍"中的"说教",是作者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表现拯世济民之心的具体体现,又与晚明的实学思想紧密相联。

浅谈高等学校教师师德的传承和学习

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除了社会营造一个合理的环境氛围外,在学校内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石就是师德.本文立足于高等教育研究,从师者的“授业、解惑、传道”使命出发,探讨师德.以广东工业大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实践为例,探讨高校教师在处理教学和科研双重工作过程中,如何传承与学习,实现授业、解惑与传道;以及如何在传承与学习中塑造师德,彰显师德.

论晚清宣讲小说的宗教性特征

晚清社会盛行的宣讲小说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然而,具有宗教色彩的宣讲仪式、"代天宣化"的成书方式、"神谕救劫"的叙事表达及实践,远儒而近释道的"行善观",都给小说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宗教外衣。宣讲内容的"神谕"性,宣讲行为的神圣性,宣讲文本及宣讲功能的神异性,共同构建了以道德为体而富于宗教色彩的宣讲小说。在灾难深重的时代,这层宗教外衣是"正人心,明风俗"的途径与手段,亦是宣讲小说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总体是好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当前大学生道德修养的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提出大学生提高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

东林书院讲经活动与道德救世理念

明中后期,王学盛极一时,程朱式微,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人以东林书院为依托,起而纠王学空疏之流弊。究明儒学道脉,“提撕天下万世”,成为其讲经活动的主要目的,儒家经典成为其讲经活动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道德救世理念。

西汉乐府考论

汉乐府到汉武帝时职能扩大 ,除掌宗庙祭祀外 ,还增加了采诗以观民风、制定历法等内容。乐府采诗其途径多样 ,其中 ,与经学博士“循行天下” ,览观风俗相关。采入乐府的民歌经统治者的改造 ,继承着《诗经》的政教传统。

德育并非一门讲授课

德育又叫育德,它不是说教,而是品行筑垒;基本途径不是课堂讲授,而是行为示范。行正为范,见贤思齐,这是育德的根本方法。教育反腐,既是生动的品行教育,又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切实举措。

曼斯菲尔德庄园:一面张扬道德传教的旗帜

《曼斯菲尔德庄园》是简.奥斯丁的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人们对于这部小说表现的道德伦理往往归结于作者所放映出来的女性小说家的说教传统。本文将从一个更为宽阔的视角—道德传教—来分析小说中的道德伦理。奥斯丁将道德传教这一宗教词汇借鉴到小说写作中,通过使用反复印证、福音词汇、自由间接引语和道德讨论等方法,拓展了女性小说家在道德方面的写作范畴。

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德教因素

德教发源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潮汕地区,后远传港澳及东南亚各国,逐渐成为新兴的世界性华人宗教。在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德教因在东南亚社会体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经济优势,必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关注对象和研究对象。

教化观念对古代小说命名的影响

无论是先秦的《庄子》《论语》等典籍关于"小说"词源角度的陈述,还是班固、桓谭在文献学角度的定义,都指出了小说教化劝惩的作用。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史官文化亦强调"劝善惩恶"的意识,加之统治者对道德意识的强化,文人之"载道"观念也益重。同时,宗教思想也讲求劝善惩恶、善恶果报。这样,突出"教化劝惩"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观念,而深受这些因素影响形成的教化观也深刻地反映在小说的命名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布道证教、道德教化和针砭时弊三个方面。

政府责任重构:官德建设的组织分析

作为政府伦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德建设的实用价值在于实现制度化。从组织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其内涵应包含两个层面:首先要明晰官德建设的现实背景,即官僚组织的特性及其面临的困境;其次需重新调整官德建设的组织基础,其要旨则在于政府责任体系的重构。在当前,作为官德建设制度化的基本路径,政府责任体系的内容至少应包含政府伦理责任、政府法律责任与政府绩效责任等。

论《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

《金瓶梅词话》既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追求“真”,又有贯穿始终的道德说教,追求“善”。《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主要有通过诗词格言直接说教和通过人物形象、情节结构间接说教两种方式。作者寓说教于小说既受小说传统及当时小说创作风气的影响,又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由于《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存在不足,使得小说未能很好地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呈现的效果向“真”倾斜。但这些道德说教立足于个人人生层面,体现了心学解放人性时代作者对人的欲望及社会共同道德瓦解下个人生存的思考。

“说教”不如“体验”:道德与法治教学反思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单凭“说教式”的教育模式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必须与时俱进,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教学方式。要通过“角色扮演”润物细无声,使教育性更强;要通过“游戏体验”寓教于乐,让学生学而不倦;要通过“实际操作”身体力行,使知识更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