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al property rights and harmonious society

To buil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needs the effect of morality.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moral values. Mora values can be divided into proper ones and improper one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social benefit is bigger than the socia cost of the moral behavior. The former is helpful to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forma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while the latter is harmful to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nd ba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roper and scientist moral values inclu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 on ecology, fair, jus and win win view on morality, credibility, right view on rich and poor, right view on consumption and so on. To build the proper and scientific moral value, the more important way is building proper moral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by recognizing properly and constructing moral property rights besides legislation, setting up moral surroundings, valuing moral penetration,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etc.

康德与人的尊严

为人的尊严提供严肃的哲学辩护,是康德思想的核心关切。当代学者对康德的尊严观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尊严作为某种绝对价值,体现为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并构成了尊重人的权利的根据;二是尊严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可理解为优越性或某物高于另一物的地位,但并不构成现代社会中平等人权的根据。这两类解读各有其利弊。解答争议的关键在于澄清何谓尊严的主体。通过对康德核心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两大类道德意义上的尊严主体:一是理性存在者本身或道德人格本身,二是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活动所展现的不同德性。两类尊严主体的根据在于自律这种纯粹实践理性能力。康德式双重尊严主体涵盖了两种尊严范式的基本特点:与道德人格相应的同等尊严,对应着绝对价值;与德性实现程度相应的不同尊严,体现了关系性的规定。基于道德人格的同等尊严,确立了不可剥夺的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权,表明了基本尊严和法权的绝对性。当代少数学者消解尊严绝对性的尝试,实际上源于混淆了不同的尊严主体。康德的尊严观确立了平等尊重的底线,凸显了尊重权利与改善德性的价值,还能兼容诸多社会性价值要素,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大学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为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制度建设助推高等教育现代化,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和习俗权利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我国大学权利保障问题。提出的破解策略为:需要明确新时代大学的“王牌”权利,以保障大学自治权;进一步明晰权利与权力、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准确把握现代大学权利的实质;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推动建立宪法选择规则,提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人权的道德性

《世界人权宣言》体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属性:人权的道德性。文章将探讨几个有关道德的问题,其中最首要的基本问题是:在人权的道德性存在的前提下,其应当以何种理由被接受而非拒绝。文章将对道德平等权和道德自由权两类人权进行详细解释,进而探究其对堕胎和同性婚姻这两项人权争议产生的影响。

我国职场欺凌的法律认定与规制模式选择

职场欺凌不仅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其本质是对劳动者人格权的侵犯。在我国,职场欺凌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但规制职场欺凌的具体法律制度却处于缺位状态。《民法典》与《劳动合同法》的部分规定可以规制职场欺凌,但相关条文较为模糊,尚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要解决职场欺凌问题,首先要明确职场欺凌的侵权行为性质,再对用人单位消除职场欺凌的义务进行详细规定,同时通过立法设置多主体联合的预防机制,共同作用消除职场欺凌。本文参考域外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职场欺凌规制模式,尝试为我国建立相关制度提供参考。

新中国法与自由关系研究七十年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法与自由关系的讨论经历了扬弃、进一步反思和精细化阶段,逐步走向科学化。在概念和关系问题上,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分类相关,自由概念可以区分为作为“人的解放”的自由、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自由权”的自由,法律与不同的自由表现为不同的关系。在合理性和位阶问题上,三者都有置于最高价值的合理性;但只有作为“自由权”的自由,即外在的行为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才可能与其他价值同等重要。正是在概念问题上向“外在的行为自由”的转向,我国在21世纪开启了对法律限制自由的原则与限度的讨论。外在的行为自由又可以分为无序的、需要规制的自由以及优良的、值得追求的自由,对两种不同概念的使用实际上推动了“法律限制自由”和“法律保障自由”哪一个是主要关系的讨论。而对自由限度的讨论仍然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新挑战的不断涌现而成为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

论能力的德性与权利维度--对能力作为教育目标的再思考

能力培养一直是教育目标的核心构成。当下对能力所进行的“纯粹”理解,引发了道德与权利的双重疑虑,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能力与德性、权利的关系。能力与德性具有一体性。德性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基本能力都有规范性,而且,作为教育目标的能力,其选择一定具有价值性。能力与权利也具有一体性。能力既是自我确认,也是他人确认,他人确认其实就是权利确认。能力的完整形态是混合能力,包括内在能力与内在能力的实现条件(权利)。能力的权利保护与权利的能力化使能力与权利得以一体化。与德性融合的能力即德能,与权利融合的能力即权能,此二者也是相通的。作为教育目标的能力,不是与德性、权利割裂的能力,而是与德性、权利混成的能力。

机器人道德权利的否定论及其康德式化解

伴随机器人自主性的不断提高及其与人类社会的深入交互,它们是否拥有权利是智能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利益论和意志论是权利概念中两种具有代表性且相互竞争的理论,巴斯尔和鲍恩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分析,认为机器人难以拥有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主体利益的承担者,从而得出机器人无法拥有权利的结论。但机器人意识的可能性在智能技术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背景之下,并未被完全排除;此外,人类也并非全然不能从对机器人进行道德关怀的过程中受益。因此,机器人拥有获得道德权利的可能性,而康德的间接义务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机器人的道德权利作辩护。

著作权法上赔礼道歉责任的实现探讨

著作权法属于民法范畴,传统民法上民事主体间赔礼道歉制度构造的机理,理所当然成为侵犯著作权赔礼道歉责任制度设计的基础。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的重要内容,此乃赔礼道歉成为著作权侵权责任形式的内在根源。但赔礼道歉请求权主体体系的塑造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民法的制度设计,著作权法要求非法人组织“由其主持、表其意志、让其担责”方被视为作者的规定,与民法上非法人组织由其出资人或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存在冲突。为有效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在司法层面变通赔礼道歉执行方式,如侵权人发表致歉声明、著作权人发布声讨公告等,应当成为解释新著作权法视域下赔礼道歉责任制度的创新模式。

研究生与导师冲突的类型特征及其化解——基于20个案例的分析

基于2016年以来20起研究生与导师的冲突事件,结合社会冲突理论,本研究将当前导生冲突划分为三种类型特征,即权利冲突、利益冲突以及道德冲突。权利使用与责任履行的非对等、充分培养与过度使用的不平衡、维权意识与化解渠道的不匹配是造成导生冲突的重要因素。化解导生冲突的路径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平等和谐的良好氛围;明晰导生权责边界,压缩导生冲突产生的行为空间;构建制度化的冲突解决机制,引导研究生理性维权。

法律义务的基本语义类型与特性

与法律权利语义类型相对应的法律义务语义类型,总体上可分为职责性法律义务和服从性法律义务。法律义务作为义务,具有实践规范性、必然要求性、规定性和强制性。法律义务对义务人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或社会压力,但是,它与制裁或法律制裁不同;法律义务既与错误的观念相关联也与应负责任性相关联,但是,它与责任或法律责任不同。法律义务与以道德义务为代表的其他义务在来源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与道德义务在性质上和内容上的不同。就性质不同而言,法律义务具有裁定性和时空性,道德义务不具有裁定性但具有超时空性。法律义务与其所要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事实上能被实现的关系。道德义务与其所要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虚拟关系。就内容不同而言,一方面,法律义务所具有的实用目的和政治伦理的内容,是道德义务不可能具有的内容;另一方面,虽然某些法律义务的内容来自道德义务,但是,法律义务在内容的具体规定方面具有具体性、完整性、最终性以及可以消除人们对道德义务内容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网络时代著作人身权限制研究

数字技术加快了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速率,也造就了网络环境中作品数量庞大的景象。然而,因为网络作品的数量庞大,作品的有效授权许可成为难题,而著作人身权更进一步加剧了许可困境。为了激活网络作品令其被有效利用,促进网络作品的顺利交易,增加公共利益,应该对网络著作人身权进行合理的限制,从作品的类型、作品的使用惯例以及交易的目的等方面对著作人身权进行适当限制。合理限制网络环境下的著作人身权有利于在维护作者正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作品的传播与利用,帮助实现作品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让网络环境从作品数量众多的现实进化为文化繁荣的胜景。

人权商谈建构论——以福斯特为中心

人权的证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种:伦理、政治—法律、道德—政治证成路径。自然主义人权理论主张的伦理证成面临转化为道德证成的难题。政治性人权理论主张的政治证成由于忽视内部视角而缺少人权的道德内涵。相较于最低限度共识理论,商谈建构理论是一种进阶版的人权道德—政治证成路径。商谈建构理论从文化完整性出发,以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和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为逻辑起点,最终落脚于人权的道德建构和政治建构。商谈建构理论就如下几方面的质疑给出了回应: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之普遍性、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之必要性、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与历史偶然性之关系、道德自治对民主自我治理的影响力以及具体他者与普遍他者之间的平衡性。商谈建构理论是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相对普遍主义人权观,彰显了当代人权理论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时代信息活动个体的信息权利及道德责任

正确发挥信息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依赖于信息活动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和责任的实现,而信息活动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和责任实现的前提是明确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权利和道德责任。信息活动个体因“道德人”、信息活动角色和意志自由而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信息活动个体拥有具有伦理本性的信息获取权、发布权、知识产权、隐私权和安全权等,同时,承担着维护信息真实性、净化信息环境、保障信息安全和促进信息健康消费等道德责任。

行善义务与道德绑架新探

要求他人行善的行为通常被看作是要求他人行使道德上无义务或非完全义务的道德绑架行为。但在一些条件下的行善行为具有完全义务的特征,它与在道德上以禁令形式出现的完全义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且若实施对这种行善行为的强约束规定既不会不合理地侵犯他人的个人权利,也不会破坏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标准。而当某种行善义务能够成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时,要求他人行善就并不总是构成道德上的绑架行为。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外

《民法典》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全禁止精神损害赔偿出现了松动,在司法解释上以“一般”加“例外”的形式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的突破,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转向维护被害人的私权,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性质,带动部分法院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务的转变需要对“例外”情形进行解释,进而扩大“例外”情形,最终实现完全允许刑事案件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代孕合法化的争议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主张代孕合法化或有限合法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基于公序良俗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采纳以尊严为中心、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话语体系,秉持明定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辩证分析,论证代孕在观念日新的当下并不具备合法化的法律和现实基础,禁止代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应当坚持的立法选择。我国现行禁止代孕的立法设计还存在不足,以致代孕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应尽快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法》,协调各相关监管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等,从不同维度对代孕行为进行打击和监管,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权利视角下的旅游权利主体探究——兼与国内若干学者商榷

权利是一个复杂的话语,从权利概念的发展来看,单纯强调权利的道德属性或是法律属性都会使权利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因为法律权利不能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而道德权利脱离了法律的保护,将沦为被人任意诠释和篡改的文字。旅游权利也具有此属性。因此,在解读旅游权利道德属性和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来探究旅游权利的内涵与主体是非常必要的。基于目前国内对旅游权利的理解存在的局限———将之窄化为"旅游者权利",而这与旅游权利的属性是背道而驰的。旅游权利不仅指旅游者的权利,还包括了旅游企业及当地居民的权利。尤其对处于被忽视状态的当地居民的权利,唯有正视且关注它,才能真正实现旅游权利的道德属性与法律属性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