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支持领域变迁的量化研究--基于1994-2021年政策文本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1994—2021年中央颁布的专项转移支付相关的资金管理政策文本为基础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专项转移支付的支持领域呈阶段性扩张,资金分配管理过程中财政部和发改委的中心角色日渐明确。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专项转移支付应当进一步完善其进入与退出机制,通过支持领域的灵活变化,积极高效地服务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目标。

支持雄安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现状、问题与建议

[研究目的]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研究和推进支持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分析和研究当前支持雄安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的有关政策,对于高标准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研究方法]基于政策文本,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五个方面对目前支持雄安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结论]概括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财政和金融政策多、税收等长期政策少;对企业基础研究缺乏明确的支持政策;人才政策有待优化。面向未来,提出了进一步支持雄安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加大科技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完善财政政策,进一步深化税收政策,统筹协调金融政策及大力发展社会研发机构。

民族地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贫困问题处理得好,则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否则,国家可能会因为贫困问题而走向衰败,甚至是灭亡;基于此,重视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受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民族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贫困的重灾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本文在剖析财政金融政策反贫困理论基础上,以我国五个省级民族自治地区的18个地级市1999-2012年的数据为例,实证民族地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反贫困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民族地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反贫困效应,是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联动作用于民族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进而减少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来实现的。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重点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财政支出等方面着手,在金融政策方面,国家重点从利率政策着手,在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方面,国家尤为重视两种政策不同功能的有机结合,竭力促进民族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在确保民族地区整体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逐步减少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民族地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民族地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的发挥对于民族地区贫困状况的缓解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通过比较民族地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的系数大小还发现,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族地区贫困状况的影响高于金融政策,且民族地区在反贫困过程中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政策具有干预作用。基于此,要切实有效地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在完善当前国家针对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财政金融政策基础上,与时俱进,出台更具针对性的财政金融政策,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导向性、激励性,也要重视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所带来的正向效应。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探讨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对应,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也应该是这两方面。其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从资金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资金绩效三个方面来推进;增加农民收入要从拓展农民增收空间(流量方面)、促进农民财产形成与财富积累(存量方面)两个方面来着力。因此,论文从拓展农民增收空间、促进农民财产形成和财富积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个层面梳理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财政金融政策现状,分析了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改进思路和建议。

中央苏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公共传播探析:以布告为例

公共传播,是一种介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传播类型,它在1930年代的战时苏区社会得到普遍运用。公共传播的主体多为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门、军队、基层政权组织,对象主要是苏区的工农商学兵等工农群众,载体主要是布告、公告、告示等,既不同于大众媒介等专业化传播组织,又不同于纸质文件。中央苏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公共传播,时效性强,契合了大众传播技术粗放、战时的苏区社会环境,从中亦可以窥知斯时苏维埃政府财政金融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进程。

环境治理中欠发达地区财务困境分析研究

对欠发达地区环境治理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环境治理主体的缺失、政府职能的缺陷、资金投入低和环境治理成本高,共同约束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治理进展。针对欠发达地区环境治理中的财务难题制定适宜的应对策略,通过平衡和优化政府的财政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污染税费制度、抑制污染转移和促进房产市场开发等策略,诸多因素共同应对财政缺陷导致的欠发达地区环境治理效果差问题,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山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庆论坛”综述

我国山地区域集中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山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庆论坛"旨在为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思路,促进跨行政区的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论坛紧紧围绕山地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山地特色产业选择、山地旅游业发展、山地城镇化、山地财政金融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总结认为,推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发展应在生态环境保护前提下,做好城镇发展规划、选择特色产业,依靠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推进扶贫攻坚计划实施。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实证考察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发挥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有利于减贫,但部分贫困县域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非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减贫效应明显高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财政政策显著抑制了农村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且贫困程度越深的县域,抑制作用越大,即两者尚未形成有效协同。

贫困村认定及扶持政策的减贫效应检验——来自安徽省W县全域280个行政村的经验证据

贫困村认定是中国扶贫重点开发县政策在县域空间尺度内部的更精准化瞄准。安徽省六安市W县(国家贫困县)280个行政村2016—2017年的扶贫数据表明,贫困村认定政策所裹挟的倾斜式财政资金投入对贫困村出列和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贫困村认定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产业帮扶财政资金投入的减贫效应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随着中国扶贫战略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少相对贫困”演进,贫困村认定政策的制度设计仍可延续,未来应做好“认定—投入—验收”流程,以减少瞄准失偏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