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民生—民俗—民性:马鹤天“建设边疆”的多民族民俗学逻辑

马鹤天作为边疆研究的先行者,最早提出“到西北去”的口号,开展学术性与情感性、“爱国心与自觉心”并重的边疆多民族民俗考察。马鹤天坚持以“人民”与“国民”为中心立场,建构“民生—民俗—民性”三位一体的边疆多民族民俗学逻辑,论证“中华民族同源”的边疆多民族生活情感共同体,致力于边疆建设,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以民俗考察记录为重点的边疆多民族民俗学是马鹤天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民俗学理论的发展、服务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其中,相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引致相对无效的治理,绝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则导致绝对无效的治理。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中,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并成为引起部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信息通道的缺失是导致政治传播在部分边疆地区相对失效的原因,也是通过改进政治传播来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

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以往学者们从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或不同土司的个体层面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笔者认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郡县制下的特殊统治方式、土司制度也是羁縻统治方式的一种、改土归流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趋势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治理成本研究

边疆多民族地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这里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解构,新的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因此激发了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利益表达。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而言,面对日益旺盛的政治参与现象,甚至是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治理的成本包含诸多要素,研究治理的方法和技巧,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的效能。

民国时期的“多民族文学观”——以卢前《边疆文学鸟瞰》为例

相较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和普遍的认同,以一种平等和尊重多元的态度对待各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民国时期对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比较缺乏,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卢前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文学观"。从其文论作品《边疆文学鸟瞰》出发,结合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论述其"多民族文学观",以引起学界对"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持续关注。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贡献

20世纪50年代,白寿彝先生主张突破皇朝史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中国各民族活动的历史,引发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讨论。他强调少数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意义,指出广大边疆地区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边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主要面向它们辖区的外围地带。北宋长期致力于西北、西部至西南地区的军政管辖，针对这一地区各族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辽朝对东北、北部至西北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所采取的相应对策和措施，历经一、二百年的艰苦经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历来为世人瞩目的宋、辽围绕燕云地区展开争战一节，实际上属于两朝的关系领域，故不以一般边事论之。本文通过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揭示其边功业绩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

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多被视为"地理偏远的边缘地带、拱卫核心的缓冲地带、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带、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带"。随着近代以来领土属性的转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国开始由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边疆观向以国际性条约分界定疆的现代边疆观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