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论析--以云南为例

戏剧作为多种因子融合互动形成的综合性艺术,承载着丰厚的族际交往信息,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从而共创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研究,是我国戏剧界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围绕此议题,以云南为例展开讨论,可推动相关研究的范式创新。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研究,应从三大维度入手:从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出发,整体观照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发生;从剧目互鉴与母题共享出发阐释多民族戏剧交融的本体;从认同逻辑和达成路径出发,分析多民族戏剧交融现象所具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功能。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之实例既反映了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也体现出各民族相互认同的文化心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基督教的传播对多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以甘宁青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信众不断增加,传播区域不断扩大,已开始向多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传播,其原因主要有国外基督教渗透、国内教会组织的传播及个人信教。对民族众多、宗教多元的地区,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我国的文化安全等都将造成一定影响,作者以甘宁青地区为例做了具体分析,提出必须依法加强对基督教的管理,打击非法传教活动,加强民族宗教问题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建设。

契丹-辽多民族音乐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契丹民族是在鲜卑、乌桓、匈奴等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文化体系属东胡族系,其民族音乐继承了鲜卑民族音乐的内容,又融合了西域音乐的元素。辽以"番汉合治"的统治政策,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在继承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促成了契丹-辽时期多民族音乐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

中国民俗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37-1945)

抗战时期随着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的日益深重,为了救亡图存来到西南边疆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纷纷加入调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行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理论与少数民族调查相结合的大规模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潮,这一时期被称为西南边疆民族民俗文化收集与整理的“黄金时期”。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所开展的调查活动,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民俗文化调查成果,对今天研究多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民俗文化,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现实意义。

恋地、安迁与融合--基于桂中易地搬迁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调查

桂中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在易地搬迁政策的大背景下,移民在地理空间转换上的适应性问题值得研究。陈双村在易地搬迁政策下形成了更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杂居区,移民在恋地情结、安迁心理和融合现象中显示出人地情感变化的表征。移民在新村落中坚守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在多民族交流融合中寻求构建多民族互嵌社区的新范式,并从多民族互动的过程中增强对新家园空间的认同感,构建多民族互嵌社区融合交流的体系,为建设民族团结新村模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多可以借鉴的新思路。

基于多元民族文化基因的空间规划应用--以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旅游核心区概念规划为例

文章以多民族文化基因的融合为研究对象,探讨多元民族文化基因如何组合、呈现共存共繁荣,进而以《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旅游核心区概念规划》为例,阐述不同文化基因在空间规划上的不同组织手法,如山水文化基因的嫁接、街巷文化基因的重构、节庆文化基因的活化、图腾文化基因的植入等,以期对同类型规划实践项目提供思路。

新媒体环境下多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之变与文化之合--基于滇西北地区民族村落的个案考察

新媒体的使用兼具输入现代生活方式与输出传统文化的双重特征。本文通过对云南省玉龙县格子村的田野考察,关注新媒体对村民日常生活及交往的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后新媒体在当地社会与文化中的平衡作用。研究认为,多民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在新媒体介入下加速变迁,而乡村文化却以其强大的惯性得以保留并传承。新媒体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交往,但未从根本上消解村落社会关系,其原因在于村落的多元文化与包容的网络文化在本质上的契合。可见在多元文化杂糅地区,传统文化调适新型社会具有可能。融入乡村文化,尊重主体表达,或可成为新媒体服务乡村的一个路径。

节日表达与文化共生: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在经济发展上互为补充、文化上相互吸纳、生活上互相尊重,其节日文化中烙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媒介。就节日符号而言,可划分为中华民族共有传统节日、少数民族特色传统节日和新型节日。就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价值与实践逻辑而言,在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中表明节日可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以节日为媒介构建出经济空间、互动空间和仪式空间来展现其实践逻辑,维系了地方认同和民族内聚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视挖掘节日的共有共享媒介价值,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1世纪扎塘寺壁画之供养人题材研究

佛教艺术中的供养人题材,从北传路线的角度看,早在汉晋时期已经出现。西北地区以敦煌石窟艺术为首的壁画群中可以见到供养人题材在唐宋时期大为盛行,形成一条与佛教教义教理传播并行的发展模式,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除了展示世俗社会权贵阶层对佛教的尊崇膜拜,更具历史图像志价值,对当时的政治集团内权贵等级、社会分层乃至重大历史事件记录都多有涉及,大到统治集团人员的形象,小到服饰与等级制度,往往能以小见大,是极为珍贵的民族图像志资料。正因为如此,宗教艺术遗存中的供养人形象,更具有民俗风情记录的特征,是当时社会与习俗各个方面的图像记录。文章聚焦11世纪后期位于卫藏腹心区域的扎塘寺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除了探讨扎塘寺早期壁画在卫藏11世纪佛教艺术史中的独特性,还就北宋年间卫藏艺术中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状况做了讨论。

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文化意涵集“文”(文明程度)与“化”(文明传承)于一体,是国家建设的魂脉。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创新从未间断,中华文化也不断影响、形塑着中华民族,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文化认同深刻影响到对文化主体的认同,对先进文化代表的认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所在。

台湾地区排湾人头饰艺术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探析

排湾人头饰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推广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助于深入挖掘台湾地区先住民服饰文化独特的差异化形式,加深对排湾人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唤起、契合并满足现代人对于传统民族服饰文化的兴趣和探索欲望,有利于开展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文章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实地考察以及图片实例解读,从色彩、造型、图案、材料和工艺等多方面分析排湾人头饰的形态特征,探究头饰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排湾人头饰所具有的独特的象征寓意与其民族的避邪纳福的宗教含义、自然与神灵崇拜以及头饰佩戴的社会地位、等级功业密切相关。同时,排湾人头饰在其发展中也受到了临近部族、外来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迹。其神秘性和独特性不仅吸引了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之美的机会。

多民族村落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调查——以通辽市金宝屯镇两家子村为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多民族杂居村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加,各民族关系朝着更加包容和亲近的趋势发展,交融程度不断加深。该文以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镇两家子村为考察对象,从语言、生计方式、饮食文化,人生礼仪习俗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共生现象,同时分析其地理位置、空间布局和民族政策等多元动力。这对我国多民族杂居村落民族互嵌形式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进而推动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与发展、构建多民族共享文化、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柏林藏吐鲁番多语种二十一度母文本与版画残片再探——兼论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藏文文献,对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藏吐鲁番出土的TibHT 107号(T II D 19和T II D 20)梵藏回鹘文多语种《二十一度母礼赞经》文本和版画残片进行了再次研究。结果显示,其中的藏文赞词来源于《甘珠尔》同名经典,其中T II D 19号残片中的藏文为第六位度母释梵火天母的赞词,T II D 20号残片中的藏文为第五位度母怛啰吽字母的赞词。吐鲁番版上图下文的版式受到内地唐末以来传统的影响;经与文献比对,版画中度母的造型按日护传规的样式创作而成,绘画风格体现出浓郁的元代宫廷藏传艺术特点;多语种文本和版画综合特征显示,吐鲁番版极有可能来自元朝首都北京或按其刻本仿制而成。该残片为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具体结晶。

北疆多民族生态文化融合与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根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我国先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准则。我国北疆各民族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生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游而牧之”的草原畜牧文化、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逐鸟兽而居”的狩猎采集文化、达斡尔族“顺天时,量地利”的农牧渔猎多元文化都有共同的指向,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提供了本土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以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各民族生态文化的交融共生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是北疆各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方略。

青藏高原地区环境设计中的地方性人性化研究

青藏高原地区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多元文化构成了复杂的背景。本文旨在探讨在这一地区进行环境设计的挑战和机遇。介绍了青藏高原的环境特点,包括高海拔、极端气候和多民族社区。强调了环境设计在应对气候极端性、资源稀缺性和多元文化方面的关键性。提出了地方性人性化设计概念,强调了尊重当地文化、满足居民需求以及遵循生态原则的重要性。这一概念有望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环境设计中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并传承多样文化传统。

多民族互嵌式搬迁安置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贵州海坪的调查研究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海坪街道是贵州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搬迁安置区,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区域在搬迁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互嵌格局,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共同的精神家园。海坪注重在文旅融合、节庆活动、艺体活动、饮食、语言、教育等方面,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共有精神家园。然而,当前仍存在文化差异、资源分配等问题。未来,应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同时拓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领域,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社区治理,促进广大群众共有、共享、共创、共建,促进各民族深度融合,共同构建和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教师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的一项个案研究

通过在云南孟波镇中学的田野调查发现,教师的多元文化意识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的教师教育应加强对教师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以满足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对教师的要求。

多民族聚居区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路径研究——以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为例

多民族聚居区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所涉及的多数项目已经成为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软实力,而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进一步把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与乡村旅游结合,由此形成观光与农业、休闲与农村、度假与农业发展的模式与业务类型,可不断增强村寨发展的活力,有利于多民族聚居区走上乡村经济文化兴盛之路。

云南跨境民族多元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

云南跨境民族具有多元的历史文化,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共通点或差异。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处理好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必须正确认识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多民族融合区的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

以辽宁省朝阳市乡村地名作为研究对象,把全部乡村地名作为离散点,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进行空间分析,同时结合朝阳市地名起源、文化属性等分类信息,探讨朝阳市乡村地名的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朝阳市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多集中在市内的东南部分并呈带状分布,这与朝阳市的自然地理特征相符.文化景观类地名分布相对均匀,主要在大凌河和小凌河流域内,国道、省道和铁路等交通便利区域.地名的分布特征符合古人对居住地的大部分要求,同时也能反映出古代朝阳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多民族文化之间融合的特征非常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