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G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为例

与我国整体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样,G省在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矛盾纠纷多发、群发的现象,甚至部分纠纷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为了适应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目前急需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针对转型期纠纷多发的情势对其进行深入的现状透视,找出其内在与外在的多重原因,并针对其现状和原因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来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乡土社会调解的法律文化学思考

调解一直是我国乡土社会重要的解纷方式,本文基于法律文化视角,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现实法律文化背景以及国外解纷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思考了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调解在乡土社会解纷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在建构我国多元化的解纷体系时,应重视调解解纷机制的作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法理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由诉讼的与非诉讼的、官方的与民间的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关联所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体论基础;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多元化性质,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论基础;而我国历史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多样化方法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基础。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治理路径——以社会主义法治为视角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也必然需要沿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路径不断实现新的进步。科学立法,为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确立基础框架;严格执法,是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必要因素;公正司法,应成为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重要保障;全民守法,有助于培育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的应有环境。

社会转型期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社会纠纷数量激增,种类日趋复杂。农村纠纷的现状也同样如此,纠纷种类增多、内容复杂。对于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在社会转型时期,既要体现法律的权威,又要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要在法治的旗帜下,进一步建立健全以调解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体系",充分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海峡两岸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略论

随着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贸发展,两岸经贸纠纷呈不断上升趋势。为便捷高效地解决两岸经贸纠纷,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深入研究调解、仲裁和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作用,结合两岸经贸纠纷特点,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有效衔接,力图构建两岸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化解、消除社会矛盾纠纷,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使法定义务得到履行,使法律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维护的一种机制。北川县自2004年以来,以依法治理乡村、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工作出发点,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整合基层法治资源,组建乡镇法律事务中心,设立村法制工作室等改革活动,构建起一个上下联动、多层次、高效率的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机制新模式。北川模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与发展,值得借鉴与推广。

构建“两型社会”与环境资源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健全和完善现行的环境资源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前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对我国环境资源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司法解决机制、私力或社会解决机制的现状和缺陷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环境资源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复合——以司法协同技术为方法

中国纠纷解决格局的设计,需要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的资源进行整合。司法协同技术可以通过顺序技术、处分技术、关系技术和信息技术,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合力,从而全面地解决纠纷。

建立与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必要性解析

基于当前形势下我国农村纠纷的基本样态,建立与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实属必要。只有推行途径多元的纠纷解决模式,才能立足长远,助力和谐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具体而言,建立与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缘于传统文化对农村领域的深刻影响及"民间法"的客观存在,农村领域社会群体对纠纷解决实际效果的充分注重,改革开放后农村领域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社会转型期农村领域矛盾纠纷频发的社会背景。

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探析

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乡村实际,构建一个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民间调解、乡镇司法所为主体的行政处理、仲裁机构为主体的仲裁裁决及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判决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好地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建设。

困境与出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裁决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但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行政裁决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非诉解纷途径,其作为化解民事纠纷分流阀的应有制度功能尚未得到真正发挥,在性质、功能和定位上应当进一步明确。目前,亟需完善的行政裁决制度尚存在法律体系分散化、适用范围不明确、裁决程序不明晰、与行政调解、行政复议和诉讼解纷机制衔接不畅通等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和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与现代化背景下,通过明析行政裁决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性质、定位与功能,从立法规范、组织保障、程序优化和解纷机制互相衔接等多方面完善行政裁决制度,使得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运转更为畅通。

论国外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近年来,医疗纠纷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这与我国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单一有关。而日本、美国、德国等对如何解决医疗纠纷已形成完善的机制,即偏向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以协商、调解、仲裁三种类型为主。我国应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建立公平公正的调解和仲裁机构;强化调解和仲裁的法律效力;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完善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以利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农村宅基地流转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完善

农村宅基地流转纠纷主要有传统和新类型两大类,其特征表现为主体呈现多元化、纠纷原因复杂多样、争议内容广泛。农村宅基地流转纠纷解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纠纷解决缺乏确切的指导规范;司法救济效率相对较低,无法解决夹杂在宅基地流转纠纷中的其他社会矛盾;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的强制登记制度尚未建立,行政部门不配合加剧纠纷处理难度。完善宅基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注重宅基地流转纠纷源头化解;完善宅基地流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索

导致农地流转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间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政策调整引起利益的冲突、法律规定与农村现实相脱节等因素。现有的当事人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虽有重要作用,但均存在着不足,需要从立法、司法、法治宣传、道德教育等方面着手,完善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组成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把农地流转纠纷解决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

贵州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构建解纷功能优势互补,各解纷方式之间衔接有序的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解决体系,是贵州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必然探索。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理论遵循,注重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通过回应贵州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特殊需求,将纠纷类型化分别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解决机制,畅通诉与非诉各机制间的适用衔接,最终形成以司法救济为中心、各机制之间全链条配合的形式,更好地促进贵州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

从“丰田案”看中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西方国家对消费纠纷的解决已经形成了许多成熟的做法与经验,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消费纠纷的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解决消费者权纠纷方面,协商、调解、仲裁、申诉、诉讼等五种方式各有利弊。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本着公平、公正、效率的原则,我们必须构建多元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坚持司法救济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的被誉为"东方经验"的非诉讼解决方法,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劳动争议多元协同解决机制研究:以A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创新为例

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就业、劳动关系、社会保险等工作带来深刻影响,劳动人事争议(以下简称争议)案件呈现出总量居高不下与处理难度不断加大并存的态势。而随着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通过案外调节、协商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数量却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当下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方式还是以案内的诉讼和仲裁为主,案外调节、民主协商的处理方式尚未成为主流,我国当下对劳动争议的处理还处于法院和仲裁委员会扮演主要角色的制度安排之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无论从参与主体还是处理手段方面均不够理想。由此,本文选取最可能案例,通过分析A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创新,讨论“何以多元”的机制问题。现实层面,这种探索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均衡地体现争议各方的利益。理论层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多元”主体发挥作用的分析对于补充了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理论的空白。本文提出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作为解释性假说,试图以参与视角来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处理机制的理论架构,证明劳动争议主体的多元参与对于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