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恢复效力判决的反思与修正

恢复效力判决由我国司法解释所创,但目前该判决类型尚无法对应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既有判决方式。在司法解释中,恢复效力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被置于同一条款且二者的适用条件未被严格区分。当复议改变决定实质违法、达到可撤销程度且已消灭原行政行为的效力,同时满足原行政行为合法或虽违法但须保留效力的条件的,才有适用恢复效力判决的余地。作为积极形成类判决,恢复效力判决与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存在某种冲突,但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作为隐含适用条件,可有效缓和上述紧张关系。尽管在法律规范层面,恢复效力判决已构成诉外裁判,但我国尚无禁止诉外裁判的原则性规定,且在具体条款中兼有隐含禁止或允许诉外裁判理念的实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原告提供更彻底的保护是此种判决方式被允许诉外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对恢复效力判决进行修正:细化该判决与责令重作复议决定判决的区分适用情形、引入“裁量权缩减至零”的隐含条件、为人民法院增设通知受原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义务。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的多元化解路径

伴随着我国农村产权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化解的路径问题亟待研究。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主管机关不够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决议的法律性质模糊,这均是缘于对村民自治权之运行边界的认识不足。另外,现行立法中的解纷路径规制相对简略,亟需以村民自治权运行边界为原则进行路径优化,落实面向价值平衡的司法裁判理念,并结合“诉源治理”理念构建一套多元化纠纷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56条进行增修与完善,以实现相关解纷路径体系化构建的真正落实。

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不断打破,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各种矛盾愈发突出,且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等特点。面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新情况、新特点,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任务日益繁重,但由于基层配备警力不足、民警依法行政及为民服务的能力不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运行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困境的存在,导致公安机关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疲于应对,排查化解工作效率较低,引发群众诸多不满,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为此,公安机关应当注重事前管控,强化摸排预警,从源头上“治未病”;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建立联动联调机制,提高调处最大效能;加强宣传教育,培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公安机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效,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行政拖延:形成机理与矫正对策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行政拖延是基层政府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行动迟缓、敷衍塞责、推诿扯皮,错过了矛盾化解的最佳时机,最终使群众利益受损的一种行为。运用组织行为学理论,从组织拖延产生的“心理—制度”分析框架可知,基层行政拖延受认知、能力、体制、资源、责任等五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任一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催生行政拖延现象;另一方面,基层行政拖延又是各个因素相互耦合、共同运作的结果。矫正基层行政拖延的重要策略包括基层政府组织文化建设、治理能力提升、纠纷化解制度优化、组织资源拓展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的完善。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检察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路径探究

立足办案参与调处和化解矛盾纠纷,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司法的检察理念,在搭建解纷平台、丰富解纷手段等方面成效显著。但现实中仍存在涉诉信访终而不结、刑事和解资源整合不充分、行政争议诉源治理难等问题,亟需在治理理念更新、多元参与平台构建、联合协作衔接机制建立健全等方面大力推进深化。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问题检视

相关行政法律及司法解释相继出台,使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体系逐渐完备,但其制度质效不彰首先表现在出庭应诉率上。以规范理性为遵循设定计算方式,可以为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估提供统一标准;以实践理性为行动选择,通过积极行使司法主导权,让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在数量上体现“应出尽出”,通过完善程序性交涉机制,让行政负责人出庭、出声、出彩;以目的理性为价值追求,在引导被诉行政机关以协调化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外,更应该让依法裁判成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稳定而持久的方式,配合能动行使司法建议权,让“软建议”发挥监督行政权的“硬力量”,使该制度在契合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基础上释放新效能。

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在未来医疗纠纷还会进一步大量增加的趋势下,重新审视我们以往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是否有效及其局限所在显属必要。同时,根据医疗纠纷解决时须兼顾维系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特点和需求,妥善建构和选用医疗纠纷所适合的程序制度和程序法理,使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合理化。

教育仲裁:教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

根据纠纷性质的不同,学校与学生纠纷主要分为行政纠纷、民事纠纷、学术纠纷三大类型。现有解决学校与学生纠纷的途径存在诸多不足,我们有必要寻找并构建新的解纷途径。教育仲裁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效益性、衡平性、公正性等价值,遵循自愿选择和司法最终审查原则。教育仲裁制度主要包括仲裁机构、仲裁范围、仲裁程序、裁决执行等内容。

浅析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未有一条有效的途径来缓和医患矛盾。诉讼、仲裁和调解是较为常见的几种纠纷解决机制。如果能建立起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充分发挥诉讼、仲裁和调解各自的优势,应该可以有效解决目前的医患纠纷。因此,我国目前必须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力度,加快立法进程,在实践中努力寻找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尽快建立我国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及困境评析

当今世界领土争端问题广泛存在,尤其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居多,国际法作为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在解决领土争端领域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际法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国际法院解决的领土争端案为依据,比较国际法院与其他政治谈判手段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总结国际法院在审案过程中运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受理领土争端案的主要特征;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群体性纠纷的示范诉讼解决机理与构造

在群体性纠纷解决过程中,群意表达易被集体意旨所表征而成为公开文本,但群体成员个体表意的隐藏文本并不能有效转化为合意而被吸纳其中、并在最终影响群体司法正义的实现。既有群体司法虽通过直觉法中的情理因素涵摄以及法庭的非社会化给予响应,但也由此造成了群体性司法诉讼效率与共识达成的现代化之殇。德国针对私人投资者建立的首个示范性诉讼立法实践表明:通过示范诉讼契约吸纳当事人诉讼处分合意,可改善群体司法对每一个当事人的诉讼权保障程度;通过诉讼退出制,可协调无法达成"集体意旨"的少数当事人另行起诉;灵活运用包括胜诉酬金制在内的起诉激励,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群体性诉讼巨型化的困局。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功能论析

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的确定,既标志着多元化解决行政争议制度的形成,也是行政检察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实践中因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而难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化解行政争议符合行政诉讼制度要求与现实需要。行政检察应立足于中央要求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从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角度,针对行政诉讼中阻碍行政争议化解的突出问题而展开。继续推进“穿透式”检察监督,强化对行政诉讼立案程序的监督,并以《民法典》和新《行政处罚法》为依据开展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提升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效率。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问题属性相似,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在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问题情况相似但处置结果和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BOT中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及争议解决初探

BOT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城市重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都采用了该方式。但对于其基础协议———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各国认识不一,在我国法学界也存在着争议。基于此对特许协议的定义、法律特征、法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其性质应该属于国内行政合同;鉴于国内在特许协议、行政合同方面的立法空白以及特许协议的特殊法律性质,就该协议的争议解决方式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农村土地纠纷化解的路径研究

对农村土地纠纷化解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在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土地纠纷化解的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提出框架性思路。

调解的解决纠纷效果评析

纠纷解决效果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化解和消除冲突,另一方面是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及社会价值导向产生的影响。就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来考虑,影响纠纷解决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解决纠纷所需代价、纠纷处理意见的效力。调解因其合意性、妥协性,不仅容易使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纠纷解决之合意,且一旦达成协议,其实效性往往会更高。虽然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妥协,但在调解过程中,为达成调解合意,调解者仍要依据一定的规则。调解者以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情理和法律等规范对当事人进行劝和的过程,不但有助于双方当事人消弭民事冲突的利益争夺,恢复友好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着影响、暗示和指导的作用,促进社会整体道德的成长。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发展及其完善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已经成为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把"非诉讼"的人民调解和司法的强制力结合起来,对运用多种途径解决纠纷起到了聚合作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从实践到制度的形成经过了地方实践、正式确立和程序完善三个阶段,但是当前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应有的功能,我们还需从制度上加大和不断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