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综述

为了深化地震灾害史的研究,为今后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缕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地震灾害相关研究成果,以展现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现状。研究表明,清代地震史料收集、地震总体研究、地震专题研究、地震灾害应对等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但也存在史料挖掘运用不足、研究视角与维度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献,以交叉研究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明清时期燕乐调名实质的改变

元代以后南北曲所用燕乐调在调名上与宋代是一致的,但其用于表明某种调高、调式的实质作用却在明初以后开始改变。到了清代同样的燕乐调,其宫调含义已然失去,成了徒有虚名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与文人曲词创作由注重音乐的依腔填词而为脱离音乐的依律填词有关,其根本原因在于元明清时期以戏曲为主流的民间俗乐发展的要求。正是在俗乐发展的推动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随着燕乐调名实质的改变,已有燕乐调终被后世广泛采用的工尺七调所代替。

清代湖湘地区孔庙祭祀仪式与礼俗用乐

孔庙祭祀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贤哲的一种释典活动,在祭祀仪式活动中,礼俗用乐伴随着祀典的全部过程,这些音乐专门为祭孔祀典而制作,带有强烈的乐舞特征。清代湖湘地区盛行祭孔祀典,形成了直省祭孔与孔府家庙祭孔释奠的两大用乐体系,由于清代湖湘地区祭孔礼俗用乐体系的成熟及程序的完善,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有着独特的乐舞内容和表现形式,它历经了定乐、发展、缺失、重整等兴亡盛衰,虽然古制音律原貌难寻,但祭祀礼俗用乐与湖湘地方音乐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格局,同时也是孔庙祭祀音乐能够在湖湘地区传承、繁衍的基础条件。

“Macro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in the writing of libr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archives in the period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of China

Research paradigms determine the ways the history is written and the consequent research products.By analyzing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paradigms in library history,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this study proposes new paradigms based on library archives in the period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China.

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所建,入关后尤为重视文治。在帝王的亲自干预和朝廷主导下,开设了大量史馆,形成了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史书文本的建构是“大一统”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从不同视角立体书写着清朝孜孜追求的“大一统”观。清朝通过“明清易代”的史学表达传递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开创方略体记录王朝战争史昭示帝王“武功”,刻画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一统志为核心的系列志书编纂,则是为着重书写清朝远迈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规模。清朝如何利用史书文本来书写“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中、印茶业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特征——《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评介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史研究一直就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只出现在西方争论不休。刘仁威(Andrew B.Liu)的《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选取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性商品——茶,通过分析茶叶在晚清和英属印度的种植、加工和贸易,一方面呈现了当时中国和印度茶业如何深度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论证了两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方性特征,以及二者如何在竞争中走上不同的道路。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清末民国时期的畲族研究及其特点

畲族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学界对畲族族属、迁徙路线、人口、文化、生计方式、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以“他者”为主、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并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史志、学界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有所差异等特点。对该时期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畲族研究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时代背景,亦能为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近二十年间国内清代东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述评

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清代东北的矿业开发、商业、交通运输、农业、林业等诸多领域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在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民族区域间的交流联系研究、史料档案运用等仍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广大学者更加详细的研究。

浅析清代青花发展与历史关系

清代的青花瓷发展不同于明代,整体风格上更多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其风格从强势到安逸再到柔弱的过程,也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在康、雍、乾3朝发展至鼎盛之后急转直下,也印证了整个古代王朝的兴盛与没落。

音画流转烟雨繁花——民族管弦音画《听见江南》的视像表达

近些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出样式已经从音乐厅演奏的单一模式转变为更多样的舞台表达方式。“视觉包装”已经成为国乐专场演出策划者和导演们关注的重要元素,无论是演奏员的服饰造型还是舞台美术都有了丰富多彩的样式,甚至有的民乐演出有了“戏剧”情节的导入,让国乐专场表演既是一场音乐会,又是一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综合性表演。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入,让国乐表演更丰富、更具有跨界融合的意味。这是时代发展对传统演出需求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音乐发展变化的新阶段。民族管弦音画《听见江南》的“视像”表达研究,既是从“视觉包装”来解析舞台视像的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更是从中华文脉中提炼美学特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从水利碑刻管窥清代济源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

水利碑刻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体制特征。清代济源的水利碑刻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标识、社区合作精神的见证者和宣传教化的工具。从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出清代济源地方政府对水利工程的高度重视,突显了基层社区在协作与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水利碑刻成为照见历史的一面镜子。

清宫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皮黄本的音乐编创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命升平署将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翻改为“乱弹曲白”,此后升平署和普天同庆班分别排演了皮黄本的《昭代箫韶》。该剧的翻改可谓晚清“昆乱消长”时期皮黄戏创作之缩影:两种皮黄本都具有明显的“昆乱杂糅”特征,昆腔曲牌在剧中主要作为程式性唱段使用;但二者在具体的腔调选用及板式编排方面又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反映出同一剧目在音乐编创上的不同思路。从两种皮黄本中场景音乐的运用情况来看,当时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已有一些专用的器乐曲牌或带唱词的“大字牌子”。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清代“苗图”中的贵州民族乐器与乐舞民俗探析——以《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音乐图像学的引介和在国内音乐学界的推进,拓展了对民族音乐史及音乐文化的研究视角。不少研究由此以中国古金石器物、汉画像砖、绘画、碑刻等所涉音乐图像为对象,探索或复原了某些中华民族传统乐器、乐舞的演变历史。“苗图”或“百苗图”是清代出现的以贵州各民族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绘本,其生动、写实的图像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绘本中有不少为乐器、乐舞民俗的情景性画面,是音乐图像学难得的研究资料。基于此,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案例,尝试对“苗图”所涉清代贵州地区各民族乐器和乐舞民俗进行探析。研究样本显示,“苗图”以图绘及文字并说的方式,呈现了清代贵州地区民族乐器、乐舞在节日庆典、日常社交、丧葬祭祀等代表性民俗场景中的使用状态,留存了生动的“声音景观”,为民族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视性声音文化维度及其意义”,也为建构贵州乃至西南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变迁史,探讨各民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象而直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清代释奠乐县中的鼓

清代释奠乐县采用中和韶乐,其中革鼓为建鼓和搏拊。建鼓又称楹鼓、应鼓。曲阜阙里文庙在明清仍一直应用源自宋元的一些旧乐制,其中乐县主要体现为革鼓的多样性。足鼓,为四足小鼓,古籍中小鼓也称应鼓。搏拊在地方古制典籍中显示有古今两种,而鼗鼓也有两种,其中一种实为搏拊。清代地方释奠乐县灵活采用古制,应用了一些不属于中和韶乐的革鼓,体现了对于“三礼”记录的礼乐器的追溯和尊崇。礼乐遵循古制,清代士大夫阶层仍有这样的传统。

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基于晚清音乐教科书出版路径的考察

在构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进程中,音乐教科书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作为近代音乐教科书出版的肇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经历了从英美教会零星出版,到以日译教科书编译为主体,再到教科书中国本土化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指示出该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理论框架、形象建构与研究方法:中外明清女性自杀研究的比较阐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成为国外中国史研究中成果突出、思想活跃的领域,明清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内学者更多继承了传统史学根基和学术范式,侧重对明清女性自杀现象的梳理统计与实证分析;海外学者深受后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影响,致力于从性别视角对历史语境作出新的诠释,建构了更具主体性和抗争意志的女性形象。围绕明清女性自杀问题,中外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各有特色、互相激发的对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