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音《梅花操》钢琴改编曲的思考

杨双智采用南音的指骨谱及参照洞箫、二弦的润腔,将南音传统器乐作品《梅花操》改编成《第一钢琴组曲“梅花”》。其乐谱与南音《梅花操》高度形似,但因演奏乐器、发声媒介的不同,致使润腔、钢琴指骨谱音区发生变化,以及支声复调与主调织体转变等,钢琴曲与南音又呈现神韵迥异。尽管如此,以传统音乐为素材的钢琴改编曲对推动中国钢琴音乐多元化发展和促进大众了解中国传统音乐都是有益的尝试。

《敦煌乐谱》乐曲调式释疑

自林谦三率先对《敦煌乐谱》进行研究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们,正如林氏所言:“又据唐代中期的通说,《伊州》应该是商调,而在这乐谱里反倒不能理解为商调。”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对乐谱第二、三组乐曲进行技术性的“宫”与“商”调式转换,后来又对唐的“侧商调”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如果按第二、三组乐曲实际解译的宫调式理解,从乐调理论上来加以论证,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说明唐代极有可能于某一个时期,在乐调(调性、调式)概念上有将“侧商调式”作为“黄钟宫调式”的代称或另称现象,这些都是从日本留存的唐代乐曲解译中得到的启发。

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文字谱的性质、意义及在国民音乐教育中之今用

用汉字记述古琴弹奏指法、弦序和音位的文字谱,为唐代发明减字谱之前所用。和西方记录音符高低长短的“所奏乐谱”不同的是,这种只记演奏方法而不记录音符的“能奏乐谱”,在教学中与手的动作相联系,学生能很快掌握,并可通过演奏和演唱积累对音乐的感性认识和听觉经验,为日后学习各种音乐理论知识和概念以及其他各类乐谱打下基础。将古琴请进中小学的音乐课堂,用文字谱教授识读乐谱,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南音《直入花园》属性考

《直入花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福建南音名曲,应用非常广泛,但在民间却存在争议:一方面被认为是“巫曲”不宜传授、表演;另一方面则被列为中小学南音教材的入门曲和南音演唱初级考级曲目而广为传唱。孰是孰非反映了该音乐事项的复杂性,其属性趋待厘清,正本清源旨在关照民间疑虑。基于此,文章对该曲的传本、应用结构安排、歌词的变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该曲经过《文焕堂指谱》-《道光指谱》-《泉南指谱重编》等历时性辑录的演变,其宗教属性在不断弱化,旨在回归南音“御前清曲”之属性。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图形谱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及思考

音乐课程是美育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应用图形谱是音乐课最有效的教学手段之一。小学音乐课程教学的基本目标是教育学生初步建立音乐欣赏能力、了解音乐基本知识、建立音乐审美能力、培养思政素养形成。以此为目的来搭建学生的音乐学习桥梁,以“生”为本,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目标。从人音版小学音乐教材中的图形谱素材切入,就相关的教学案例进行分类整合,将情境式、直观式、综合式、创造式等图谱融于教学,实现音乐美育与思政融合的教学目标。

《敦煌乐谱》有、无标题曲的旋律关系研究

《敦煌乐谱》(P.3808)是唐五代时期丝绸之路上遗存的重要谱本。自1938年林谦三、平出久雄发表《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一文,逐步掀起中外学者研究之热潮,使该谱在音高、音长等方面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为学界了解该时期音乐面貌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文章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选取陈应时译解版本,并借鉴李吉提等学者针对不同地域存在“同源曲”现象提出的“线性分析”思路与方法,通过对比分析《敦煌乐谱》同组内“有标题曲”与其后接“无标题曲”旋律形态,探讨两类乐曲旋律关系及其旋律发展手法,以此检验既往学界相关研究结论之正误。

课外音乐学习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双减”政策的落实,我国青少年课外音乐学习规模越来越大。学习音乐能够形成青少年健康、自信的人格,影响其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探索课外音乐学习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音乐课外学习显著提高了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且男生、留守儿童和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青少年更能受益。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重视程度,尤其是重视其开放性和外向性的培养。其次,教育部门应重视音乐学习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积极作用。最后,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培养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种数字乐谱音乐信息快速智能提取算法

数字乐谱信息来源广泛且格式多样,导致提取目标信息花费时间较长,为此,文章提出一种数字乐谱音乐信息快速提取算法。从初始音乐信息中提取一级种子URL,将其加入待爬取的数字乐谱URL队列,识别并匹配与目标乐谱相关的特征。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筛选出与目标乐谱相匹配的信息部分,实现快速准确的信息提取。经验证,该算法在确保FI值达到0.98的前提下,提取测试曲目乐谱的高音音符、长音音符以及节奏音符信息的整体时间开销仅为115 s,展现出了出色的信息提取速度。

基于多粒度注意力Transformer的电影音乐生成研究

电影音乐自动生成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不少深度学习音乐生成算法可实现动听的电影配乐生成,但这些算法在生成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流派等风格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粒度注意力Transformer的电影音乐生成方法,可根据目标流派从零生成音乐。本方法在引入多粒度注意力Transformer建模音乐结构的基础上,引入了对抗学习机制,通过具有流派分类损失和生成对抗损失的流派辅助分类判别器,加强模型对流派信息的控制。在所构建的包含流派信息的符号音乐数据集上进行的主客观实验表明,本文方法在生成音乐质量和流派控制方面均优于以往方法,有助于基于目标流派自动生成电影配乐。

表现性评价在音乐课堂中的有效运用探究

表现性评价应用在音乐课堂教学中能有效考查学生的高阶能力、实践能力与核心素养,推动教学评价与课程教学目标的融合,促进课堂教学的创新与转型。文章基于文献梳理和教学实践总结,发现表现性评价在教学实践中依然面临较多挑战,如表现性任务的设计效果不佳、评价量规不完善等,并针对问题,从课前分析、教学要求及学习进阶等三个维度对表现性评价在音乐课堂中的应用策略进行探究,以期提高音乐教学评价的准确性,促进音乐教学质量提升。

基于WAV文件的独奏乐曲信号中的乐谱识别

大多数乐谱识别工作都是在MIDI格式文件下进行的,而音乐数据大多采用音频格式存储,为此讨论一种从WAV音频文件的独奏乐曲信号中识别出乐谱的方法。采用离散余弦变换(DCT)结合能量比对的手段,并提出了一种变化音最少法则:以十六分音符对应的时值作为步长,将乐曲信号分为若干个子段;对每个子段进行一维DCT操作,提取基音频率;对相邻子段进行能量比对,查找音符的端点;利用变化音最少法则,生成乐谱。实验表明此方法具有良好的识别效果。

南音工尺谱排版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南音工尺谱具有竖体编排、词谱混排、使用特殊记谱符号等特点,需要采用特殊的排版技术。排版软件通过定义编辑对象,采用MFC的类型指针类进行对象管理,有效地解决了工尺谱串行化和进行各种编辑操作遇到的问题,软件还实现了记谱符号的快捷输入和版式风格设定等功能。

古琴艺术的数字化与乐谱谱字提取的包围盒算法

文章阐明古琴艺术的数字化应从元数据方案设计、古琴乐谱的编码方案设计、TrueType字库设计、软音源设计、乐谱识别和古琴艺术的音乐活动等6个方面进行.提出和分析了乐谱识别中谱字提取的包围盒算法,选取古琴乐谱"广陵散"为样本图像,实验结果表明,数据处理量可较传统的区域标记算法降低12.5%.

印刷体简谱的实时识别

论述用图象处理机实现印刷体简谱识别并通过IBM-PC微机演唱的方法。基于TMS32020图象处理机的高速运算能力及简捷有效的识别办法,实现了单张及多张乐谱的连续实时识别和演奏。

基于数学形态学和记谱法的数字乐谱音乐信息提取

从图像处理的角度,对乐谱记谱法的基本规则进行了分析。利用记谱法符号图元之间的结构关系,运用数学形态学的基本算法,提取数字乐谱的音乐信息,从而将音乐信息转化为MIDI文件,实现音乐乐谱的重构和提供乐谱传播的音响载体。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对钢琴乐谱的音乐信息提取的正确率达到了94.4%,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为音乐数字图书馆、音乐教育、音乐理论分析等提供了新的途径。

数字乐谱中嵌入MIDI信息的盲水印算法

提出一种基于光学乐谱识别(Optical Music Recognition,OMR)技术的适合于二值乐谱图像中嵌入其相应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信息的盲水印算法,可实现数字乐谱信息和MIDI信息的重建.实验结果表明,此算法不会对乐谱识别产生任何影响,且有利于数字音乐乐谱和数字音序的完整性审计和同步传播.

浅谈唐传两种琵琶谱的记谱法

现在可以见到唐代所传的琵琶古谱有四弦琵琶谱和五弦琵琶谱两种:四弦琵琶谱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乐谱》(日本所存的单页《天平琵琶谱》亦属此类谱式);五弦琵琶谱见于由日本近卫世家祖传的长卷古谱《五弦琴谱》。从现存的三种琵琶古谱来看,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的记谱法并非是伴随着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一起从西域传到中原的,而是由中原音乐家设计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弦琵琶第五弦第一相音位的谱字"九",它横向紧接在四弦琵琶第四弦第一相音位谱字"八"之右方,从而造成了和原来第一弦第二相变形谱字"九"的重复。这足以说明四弦琵琶音位谱字记谱法的设计在前,而五弦琵琶的音位谱字记谱法是在四弦琵琶音位谱字记谱法基础上再添加了第五弦上的"子、九、中、四、五"五个谱字和第四弦"孤柱"上的谱字"小"而形成的。

“侧商调”研究——兼论《敦煌乐谱》二、三组乐曲调式

通过郑译与苏祗婆乐调的对应，以及笛、琴、琵琶上的音阶比较，指出侧商调的具体音位。由于清商音阶与后来风靡隋唐俗乐音阶的合一，致使原雅乐音阶的黄钟宫失去了原有的调首地位，仅作为清商音阶的小七度而存在。这个小七度“si音没有唱名，古人在概念上把它附属于上方大二度的商调，称为“侧商调”。实际上在雅乐音阶上称为黄钟宫调的，在清商或俗乐音阶上因位置的变化，改用“侧商调”名。当然。不是所有商调下均有侧商调，只有清商或俗乐音阶的调首（高八度）及第四音级下才有。前者即越调下方大二度黄钟宫位称为倒商调；后者小石调下道宫位称为侧楚调。《敦煌乐谱》三组是越调，二组是侧商调，正好反映了正、侧两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