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质疑与求证:实证史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路径——揭示汉藏历史新面貌的唐代吐蕃研究

林冠群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质疑和求证,使唐代吐蕃史研究中很多无人碰触或者学界视为当然却错误的认识得以不断更正,众多史实得以澄清;使唐代吐蕃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不仅轮廓清晰,更变得生动鲜活。本文通过与林冠群访谈,就其从对历史的质疑到多方考证、不迷信权威与传统观念、重视汉藏文文献互证、注重原始材料的比较分析、田野调查的治学门径和治学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呈现,同时也提出中国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研究应纳入国家战略高度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大陆,应注重人才培养等观点。

《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研究的若干思考

蒲松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有反清情绪,于七之乱也不具备反抗异族压迫的性质,《公孙九娘》"政治隐喻"说不能成立。部分研究者为抬高《公孙九娘》的思想性、艺术性,存在断章取义、选择性运用材料、扭曲作者本意的倾向,过度依赖历史"常识"的解读方法使文章充斥着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但真正复杂的"社会"和"现实"却被隐没了。只有抛弃"后见之明"式的思维方式,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回到现场",对作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才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客观评价。

论古诗注释的维度

古诗注释在中国有千年的学术实践,但至今对其理论的梳理尚属寥寥。总体而言,古代学者对诗注用力之处有四:一是历史考证,表现为年谱、编年和广泛的诗史互证;二是对典故及其它文学因素的阐发;三是以追究语言化用为对象的引证传统;四是对文本意义的开掘。历史、文学、语言和意义,构成中国古诗注释的四个维度。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美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试论白居易灾害诗的史学价值

唐朝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故而其诗多为反映现实之作,其中不乏关于自然灾害的书写。这些灾害诗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第一,史诗特性可证补史书,而史书亦可印证史诗,具有诗史互证的价值;第二,诗体的"赋化"特征显现了诗赋交互作用的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

阐释的自由与维度——论《钱注杜诗》“诗史互证”阐释方法

明末清初时期,众多注家纷纷对杜甫诗歌进行笺注、校释,钱谦益所撰《钱注杜诗》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阐释成果,突出贡献是开创了"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钱氏的阐释方法表现为,借助历史材料发明诗人心曲、以考证史事为侧重、以抉隐发藏为旨归,在阐释杜诗时往往将古典与今情相通、借李唐往事暗指明代政治、委婉抒写明末政治及己身所处的艰难环境,具有较鲜明的个人感情色彩。

论蔡文姬《悲愤诗》的悲情主题

东汉才女蔡文姬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悲剧色彩,其作品《悲愤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她悲情的命运。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结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对《悲愤诗》进行细致解读,发现其中蕴含身遭离乱之悲、思亲之痛与别子之悲、众亲皆殁之痛与三嫁他人之悲的悲情书写。《悲愤诗》所描绘的个体悲情主题实为东汉末年社会史实的具体呈现,具有史诗书写的价值。

“诗史互证”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实际上是文学史教学的延续。其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诗史互证"的过程:"以诗证史",重在对于文学史知识的认知与把握;"以史证诗",重在对于文学史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论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

探索了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可分为四种:诗史互证、多重证据法、科学思维法、从文化的视野视察文学,并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诗史互证与审美为本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而钱锺书是文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两人学术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

“诗史互证”视域中的周煌涉琉球文学、史学撰著及其价值

周煌是重庆涪陵历史上走向全国的重要官员及文史大家,对其撰著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梳理,使之发扬光大,繁荣地方文化建设,造福桑梓,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周煌众多的文史撰著中,《琉球国志》具有代表性,其内容匡正前作,凌越前述,堪称体大思精,为此类撰著的集大成之作;诗集《海山存稿》存有不少周煌出使琉球途中及出使前后创作的诗歌作品,与《琉球国志》相互印证,可补《琉球国志》之不足。两者互参,可得到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信息。

试论唐诗教学中的“诗史互证”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一向有文史交融的优良传统,"诗史互证"正是这一传统的具体实施方法。在唐诗的教学领域,"诗史互证"同样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史可以证诗;另一方面,诗也可以证史。教学中的"诗史互证"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在唐诗教学中可以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入课堂,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

史书自注的出现早于唐代诗文自注,其成熟的注释方法及书写形式对唐诗自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训体自注、解体自注、参见法自注作为史书自注的主要体式为唐代诗人所仿效,变为诗歌自注的阐释手段;另一方面,唐诗自注在书写体例上借鉴兴起于魏晋史书自注的小字夹注式样,与诗歌文本在形式上实现区分独立的同时,又保持了内容上的深化补充。总之,史书自注的体式与形式为唐诗自注的撰写提供了成熟可取的范式。

易代之际“诗史互证”的新探索——评张晖《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及战乱》

明清易代是持续泛起的史学热点,也为文学研究者所注意。但清朝对相关史料的禁毁,使这一时段的文史研究仍稍显扑朔迷离。秉持“诗史互证”的学术品格,张晖从心灵、记忆、死亡等多重维度出发,深度揭示南明士人的流亡心态与死亡书写。由此,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在特定的时空中得以融通,为还原易代诗歌及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有益探索。

崖州在何处 生渡鬼门关——唐贬官谪琼路线及心理考议

中原政权直至唐代才真正实现对海南的有效管治，海南大规模流贬史也自此掀开，通过对勘各种正史、方志、笔记、家谱、碑铭以及各类刑法地理之类的典志等史料，以诗史互证为重要方法，以考察唐代流贬制度为切入，以海南贬官为案例，我们清晰地描绘了唐贬官由江南到岭南再到海南的万里投荒的路线和蛮荒忧惧、郡县逼迫、贼寇劫扰等等凄风苦雨的贬谪心理及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