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史互证互生中弘扬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将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于近代文学的教学中是近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运用启发、探究、讲授等方式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恰当、充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开展。用文学的社会批判性增强爱国意识,用文学的情感体验性内化爱国情感,在文史互证互生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近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课程内容与思政目标的有机结合。

20世纪初岭东基督教本土化与性别书写研究——以冯铿、张资平作品为例

运用文学社会学研究法,对20世纪初岭东基督教本土化背景下的书写文本进行研究,以冯铿、张资平的作品为例分析西方现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乡村相遇的多重面影,揭示“原罪”“救赎”意识、“宽恕”“仁爱”教义、男女平等观等与岭东乡土官本位思想、自我中心意识以及封建社会“贞操观”“节烈观”之间产生的剧烈冲突。将性别书写置于女性主义理论视域中考察,剖析现代化转型的阵痛期里,新女性以积极“介入”的姿态不断进行探寻试错,拒绝成为被男作家物化的“客体”,勇敢反抗封建伦理和基督教道德规范的心路历程。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高校文学史骈文教学之省思

在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中,骈文位居诗歌、散文等文体之后,其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因骈文本身具有内在的特殊性,这就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文体类别,如纯文学体类的诗歌。在当前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教材中,关于骈文的论述都远较诗歌简略。究其原因,或许一方面是受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则与骈文本身的特征有关,即注重形式美,讲究华丽的辞藻、繁密的典故、严谨的平仄格律与精工的对偶。过于注重形式,往往会忽视内容,由此招来形式主义的指责。另外,由于骈文中汇集了数量众多的典故与生僻字词,所以许多教师望而生畏,有意避而不谈,从而导致骈文在教学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教师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转变观念,勇于突破,努力创新,不断加大对骈文教学的力度,全面细致地分析研讨有关骈文的文体发展进程,阐释骈文的文体特征与美学功能等诸多问题,以期客观公正地对待骈文。

悖论与焦虑：新文学中的“文体互渗”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现当代文学文体互渗与述史模式反思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中国文体意识的中和特征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辩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

"出草"猎人头,是一种消逝了的先民习俗,并非台湾原住民独有,但对"出草"的书写,却是台湾近代以来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出草"在战后台湾文学中被呈现的面容,或诉说了几百年间原住民族的生存、抗争历史;或寄托着知识者缘少数族群问题进行的社会批判与反省,甚而,对萎弱的现代人格之出路的想象;或在当代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背景下,成为某些主流论述——譬如多元文化主义——的注脚。本文追寻"出草"的文学旅程,一以探求战后知识者响应其时代、探寻思想出路的多重样貌;一以理解台湾的文化生态与现实政治。

《金代文学编年史》编写札记

《金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年范围,上起金朝开国之收国元年(1115年),下讫段成己故世之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该书中,金入元以后约50年,主要关注金代遗民活动。内容包括作家生平仕履、除佛道诗词以外的全部可编年作品、文人交往、文学论争、作家群活动等文学资料,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各类艺术资料,旁及宗教与社会风俗。用编年方式,构成“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全方位展示一代文学的演绎发展历程。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

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等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叙述为视点,考察并反思其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涵、特征、意义和代表性文本个案等诸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表达,从中获得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不同维度、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法的多样启示。尽管这些阐释与表达尚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确证新写实小说经典化解读的由此开始,以及通过此来进一步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思想文化基本流向的企图。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文史互证”方法在高校古代文学课教学中的应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颇多缺陷与痼疾.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引入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来对其进行改革,并利用教师讲述与学生讨论的方式将这一方法引入课堂之内,以史籍佐证文学;这既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学生阅读、鉴赏及写作表达能力的提高.

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近20年来成绩尤为突出。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清末至当下的中国俄苏文学的学术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专题和作家研究切入,探讨了中国在俄苏文论、俄苏文学与文化关系、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俄文学关系、俄苏文学思潮和文学史、19和20世纪俄苏重要作家等方面的研究状况;第三部分对这一学科的学术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思和前瞻。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反思——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线索

论文以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考察线索,检讨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历史"话语的纠结以及文学史反思的向度。文中暗示,文学史反思的某些困难来自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结构,文学史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也只能来自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局部批判"。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

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