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从整体支配到协商治理:乡村治理转型及其困境——基于北镇“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

通过对一个乡镇近30年"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发现,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乡村组织在国家推动下逐步从整体支配向协商治理转型。这一转型减少了乡村权力的整体支配运作所带来的权力滥用,以及对农民权利的损害。与此同时,乡村治权的弱化也导致官民难以合作或者通过村民代表协商之后的决议无法付诸实践,陷入"钉子户"无法治理的困境。究其本质来说,协商治理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方式,有助于确立新的议事公共规则,保护农民的权利,但是缺乏落实议事公共规则的强制力保障。

乡村“混混”介入的基层治理生态

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农村征地拆迁中“钉子户”的产生机制及其治理

征地拆迁所涉利益巨大,农民从个体理性出发,想通过做钉子户获得更多利益。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制造的政策性空间、寻租性空间以及操作性空间,为农民从想做"钉子户"到成为"钉子户"提供了可能。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完成拆迁的一些策略反而增加了拆迁户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拆迁户争当钉子户的行为。农民的公平观更多是基于村庄横向比较的相对剥夺感,这对征地拆迁补偿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重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公平观,并由此制定拆迁补偿政策、从国家治理层面压缩钉子户产生的空间是治理农村征地拆迁钉子户的有效途径,这从国家反腐向基层深入后征地拆迁中钉子户得到了有效抑制的现实结果得到了验证。同时,村委是把"双刃剑",需要谨慎把控村委在征地拆迁中的作用。

从“钉子户”事件看政府危机公关

被网络等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当地政府积极介入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使此次事件得到平息。但"钉子户"事件却显现出政府公关危机治理方面的问题,如政府危机公关体系不完善,对媒体重视不够,与公众沟通不畅等。政府是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公关的主要角色,应培养政府人员的现代公关意识,运用法律手段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关危机管理机制,健全双向沟通机制,从而成功地解决危机。

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生暴力行为来源与治理

面对大学生暴力,日常追问最多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道德水平与人格修养,以及学校的安全教育与管理责任,然而由此建立的暴力治理技术依然是手足无措。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生暴力的治理技术与面向及其来源。实际情况表明,纠纷是大学生暴力的直接动因,抑止和治理暴力的最优方案是纠纷的及时救济,如若仓促地处理当事人或者对事件不管不问,则会埋下更大的暴力隐患。另外,要对"钉子户"进行另类治理,因为过于宏大的素质教育与安全管理对其无效。

征地拆迁上访的类型与机理

征地拆迁的上访有相当的复杂性,其机理需要结合上访人的不同情况和动机加以分析。受情感、生活习惯、家计模式或土地、房屋的特殊用途等多因素的影响,有人因反对征地拆迁而上访或成为钉子户,这以坚持农业生产的老年人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群体最为典型。征地拆迁过程中,征收面积、附着物和房屋的估价、补偿标准和配套措施、村组集体的分配方案、特殊群体权益都很容易成为上访焦点。征地拆迁之后,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后期履责不到位、补偿信息传播后导致的攀比、补偿标准不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当事人生活不适应等,又可能成为新的上访焦点。征地拆迁上访的应对,需要从依法行政、村级民主、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心理疏导等多方面着手,综合治理。

时间政治视角下的钉子户——基于上海市Q镇三户钉子户的考察

在既有研究中,对钉子户的截面式研究集中于抗争政治与利益博弈两大研究范式,忽视了钉子户的整体群像是一个时间现象:"钉"字呈现出钉子户在时间路径的僵持延滞样态,而"拖"是钉子户典型的时间策略。长期钉守让钉子户遭遇生命时间的耗散化、生活秩序的时滞化以及利益延迟兑现的内卷化等时间困境。通过对上海市Q镇三户钉子户的考察,以时间政治的研究视角分析了钉子户长期困于时间里的内在机制,即时间压力的差异化政治、时间权力的微观政治、时间的"长时异化"效应。总的来说,钉子户是一种运用拖延的时间策略对抗征迁政策却遭遇时间异化而陷入时间困境的现象。

从“钉子户”事件看政府危机公关

网络、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当地政府积极介入化解公关危机，使此次事件在《物权法》下暂时平息，但“钉子户”事件折射出的政府危机管理尤其是公关危机治理方面的问题却又何其多。本文首先对危机公关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针对政府处理“钉子户”事件的公关举措，分析了政府危机公关的失误和成功之处，并提出了改进政府危机公关的对策，对以后政府危机公关起到了启示作用。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钉子户”问题治理——基于对安徽省金寨县的调研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问题,扶贫进程中的"钉子户"随之出现。目前县乡政府处理"钉子户"的做法主要是通过行政动员的方式,让村干部或村里的"精英"向"钉子户"施压,但是治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转变县乡关系,将"钉子户"边缘化,走向规范化管理,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中的困境与对策

现阶段实现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流转,但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起来的规模化土地对家庭农场生存和发展的适宜度还有待考量。该适宜度可采用片数和质量、速度和持续时间、用地成本、权利清晰度、规模大小等关键性指标来衡量。基于以上指标,在家庭农场前期介入、集中土地阶段,会遭遇到集中连片土地难、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形成的"钉子户"、农户选择性流转土地、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在家庭农场正常运营阶段,会遭遇到农户单方面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农户选择中途违约或期限届满不续约、农地权利不清晰所造成的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补偿分配混乱等问题;在家庭农场退出、破产而放弃土地规模化经营阶段,会遭遇到家庭农场经营者违约退地、家庭农场规模化土地的再转让、家庭农场资产清算与债务清偿等问题。破解家庭农场各阶段在土地集中上遇到的瓶颈和障碍,应从明晰农地产权、创新农地权利流转模式、构建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等几方面着手,以达到降低家庭农场土地集中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缩短交易时间以及提高农户流转农地权利期限等综合效果。

“钉子户”问题成因及推进和谐拆迁的对策措施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在征地赔偿问题上,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户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拆迁户不愿意拆迁,成为所谓的"钉子户"。有效化解"钉子户"问题,要针对成因,注意处理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等问题,加强法制建设,强化行政监督,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重庆“钉子户”事件的物权法分析

重庆"钉子户"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事件的产生涉及若干《物权法》上的问题,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的缺陷。弥补这些缺陷应在《物权法》中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确定拆迁补偿的规则,从而进一步完善《物权法》中的征收制度。

征地拆迁“钉子户”的行动策略阐释——基于霍曼斯微观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人类理性互动、公平交换问题的一般框架,其要义包括交换是社会整合的基本要素,等量价值的交换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酬赏或效用的心理满足是人们理性行动的主要目的。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论文分析了征地拆迁“钉子户”与地方政府互动交换中的维权形象、拖延战术、越级上访、媒体曝光、司法诉讼的行动策略,提出了塑造“向下看”的政治生态环境、破除拆迁主体的权责失衡困境、建立公平补偿的社会交换机制、规范征地拆迁利益双方行为的制度改革创新路径。

探讨水库蓄水区移民工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有效的社会学工作介入,可使水库蓄水区移民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不少"钉子户"并不是有意刁难开发方,而是项目背后确实存在较严重的社会学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些社会学问题,蓄水区移民工作的一系列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钉子户的类型及其形成机制之经济学分析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钉子户已经成为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形成机制十分必要。本文首先以补偿作为关键变量,构建基于土地开发商和居民的完全市场模型,再根据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开发的规模经济分别调整模型,分析被动型钉子户和主动型钉子户两种类型及其形成机制,进而解释钉子户现象演变成钉子户问题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色彩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开发中政府利益非中性,并据此提出土地制度改革是解决钉子户问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