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弒”例中的書法與君臣倫理:以東漢先師兼採二傳説與杜預專據《左傳》説爲論

漢代《左傳》學者多兼採《公》《穀》詮解《春秋》《左傳》,至西晉杜預,透過摒除二傳、東漢學者引述二傳之説,有意識地專據《左傳》爲解。深入杜預經解,其受之於東漢《左傳》學者,十有八九,當中有所立異,往往在書法釋例之説。今東漢《左傳》學者經解,十不存一,就可見經解與杜説相較,其論《春秋》《左傳》書“弒”,尤爲立異之大者。本文以《春秋》“弒”書法爲探討核心,詳論:一、東漢《左傳》學者釋“弑”兼採《公》《穀》之説;二、析論杜預《書弒例》,專據《左傳》釋“弑”的内容與主張,説明東漢《左傳》學者詮釋之説兼採二傳,重責臣甚於罪君,君臣倫理觀不盡符合《左傳》取義,而杜預自覺而嚴格的“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的詮釋策略,信而有徵,持之有據,在内容、價值上亦能一致而合理地詮解經傳。尤具意義的是,杜預專據《左傳》的釋例之説,乃爲形成《左氏》專門之學重要立場與必要取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