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突破性创新对民生发展带来错综复杂的影响,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有望成为政府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挑战的破局之策。然而,目前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究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民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较为缺乏。本文从理论上梳理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政府在保障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起步阶段对民生发展的影响以促进作用为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能为新时代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孙中山“国货改良服装构想”与中山装

“国货改良服装构想”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生涯中,立足民生主义与发展民族纺织业的政治主张,它催生了中山装而非“三民五权”等释义是历史事实。文章基于孙中山生前著述和相关官方文献的考证,就该构想的主要观点和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国货改良服装构想”的实施吸取了北洋政府草创《服制案》违背国情全盘西化的失败教训,关注重点经历了从适应国体的礼服制式,到惠及民生常服与维护国家主权军服的转变,其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意义远大于政治目的,中山装正是在这些命运多舛的实践中呼之欲出的。

江苏省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的驱动因素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渗透,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国内外迅速兴起。零工经济的兴起为我国的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本次调查围绕零工就业者的基本信息以及收入、工作形式和幸福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省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包括政府完善“守门人”角色,加强零工经济市场建设与监管加大零工平台企业支持;社会企业平台坚守“护航员”角色,为零工就业者提供优质的权益保障;零工就业者做好“主人公”角色,在参与零工经济时提升自我素质水平、职业道德水平与技能水平得到自我提升实现自我价值。

教育拉动乡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得推动乡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而教育在拉动乡村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拉动乡村经济增长。教育还能够培养村民的文化素养、认知水平和工作技能,提升他们就业的竞争力,扩大乡村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乡村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从而扩大乡村消费市场的内需,阻断脱贫人员返贫,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发展林下经济对产业、民生和生态的影响研究

在对林下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撑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发展林下经济对林业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影响;从家庭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分析了发展林下经济对改善民生的作用;从林木资源的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良性循环方面分析了发展林下经济对改善生态的影响。

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宪政分析

关注和保障民生,是立宪国家的首要目的与第一要务。就宪法学而言,与民生所涉宪法社会权以及权能的多重面向相对应,国家对民生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同时,依据"宪法一体性"原理,该递进义务的履行与国家权力之分立,互为表里,而彼此制约。实现国家的民生保障义务,必须以人性尊严为根本准则,通过树立宪法意识达致法治观念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发展林下经济是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生动实践——以安徽省为例

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也是当前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增长,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在当前发展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旗帜下,林下经济实现了两者有机结合和重要突破。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林下经济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增长,发展以生态和民生为主题的现代林业的深刻意义。结合安徽发展林下经济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深刻阐述了发展林下经济就是实现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路径、经验和趋势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林下经济发展需要把握的几组重要关系,就推动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建设,做大做强林下经济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考和建议。

论托底型民生

根据责任负担大小、保障水平高低以及民众需求差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模式类型。其中,托底型民生是最为基础性的民生类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它着重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成为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体现国家对民众最基本生计的责任担当。托底型民生就是守住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底线,保障好民众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民生项目及标准,对其数值人们往往用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指标来测量。但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托底型民生标准并不能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问题,同时,平均工资指标也不能反映人们的消费支出情况。实际上,托底型民生与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相关,结合全国近年来公布的数据,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测算可知,托底型民生支出约为城镇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基本需求总和的60%左右。为此,应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加强托底型民生建设,不断优化托底型民生支出结构,拓展托底型民生项目类型,将突发性不明原因疾病纳入到托底型民生保障项目,切实增强托底型民生项目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确保民众生存之"底"得到有效保证。

论清初东北招民开垦政策与汉族民人对东北的开发

清朝迁都北京后 ,满族大量移居中原 ,造成东北经济的凋敝。清初 ,清廷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的同时 ,积极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 ,恢复辽沈地区残破的经济。为了有效地管理迁居关外开垦土地的汉族民人 ,清廷设置了民治州县机构。随着汉族民人的大量徙入 ,东北地区土地得到开发 ,城镇兴起 ,以烧锅、油坊、参、貂、烟、麻、药材为主要特色的城镇经济得以发展。

从“国计”到“民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转向

在我国以"国计为本"的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之后,职业运动员发展受限、体育事业发展不均衡、民生需求问题亟待解决等问题浮出水面。民生体育不仅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也受到了各项国家政策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事业从"国计"转向"民生"成为共识。为进一步推动民生体育发展,提出弱化竞技体育情结,重视民生体育发展;鼓励和支持"草根"体育开展;加快政策调整,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实现社会、社区、校园三方联动等建议。

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

1840-1949年,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极不和谐的历史时期,期间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战争。究其因,除了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击、制度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以外,还由于货币制度没能"配伍得当"。紊乱的货币体系成为近代中国动荡之源,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1934年废两改元以前,近代中国两、元并行,银、铜并用的货币体系,提高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阻碍了经济发展;也给社会民生造成种种不利影响;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更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

基于民生视角的国民休闲战略本质与特征研究

30年前中国建设"世界工厂"生产积累,30年后中国着眼消费改善民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将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推动国民旅游休闲发展,其实质是一项提升大众健康水平和文化修养的健康工程,是一项调节财富分配、培育先进文化、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全民幸福感的幸福和谐工程,是一项多层次、成规模、多样化增加社会就业的就业民生工程,是一项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带动服务业发展的国民消费工程,是一项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益、提高国家和国民美誉度的国家形象工程。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多维视角解析

判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不能脱离政府收入水平孤立研究,而且小口径宏观税负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国家。评价税负的轻重必须联系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及质量进行考查。未来5～10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区间的确定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财政职能的转变和民生财政的构建以及能否正确处理好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间的关系。

论国民的适当住宅权

国民的适当住宅权,即适宜或充分住房权,是指一国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可以既安全又健康并有尊严地生活、同时又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国民适当住宅权本质上属于民生保障体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外象上住宅(房)权表达的是社会个体及其基本家庭成员生活和生存的某种状态或事实,而背后却透视着该国家国民之最基本的人权享有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品质优劣高下的客观理性。

民生福祉视角下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评价分析

基于生态福利绩效理论,将民生福祉绩效分解成生态经济效率和生态福利效率,利用Super-NEBM模型,估算了2014—2018年各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福祉绩效。结果表明:全国6个省市的民生福祉绩效连续实现DEA有效,17个省市的民生福祉绩效一直小于1,其中北京和西藏的效率值位居前列,山东和江苏省垫底。生态经济效率实现DEA有效的省市由7个增加到9个,且生态经济效率较低地区呈现区域性特征,西北地区效率值最低,西南地区次之。生态福利效率实现DEA有效的省市保持在6个左右,内蒙古和宁夏等省的效率值持续居低位,东部沿海省的效率值也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国家治理层面的民生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反思

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现代企业承担的民生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反思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我们认为:国家治理的民生重任构成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历史背景;企业承担民生社会责任是国家治理社会期待的企业与人民生计的和谐健康关系;国家治理的民生本质嵌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道义;国家治理的民生建设机制内蕴了未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向。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认识和探索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巩固国防、新生人民政权、爱国主义和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高度论述了解决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制度前提、根本途径、物质基础、主体力量、基本原则等方面构建了解决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从经济、政治、教育、卫生等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方面提出了解决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一系列举措,初步彰显了人民政权的民生价值取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西藏乡村振兴战略的财政支持研究

"三农"问题长期内仍然是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短板。财政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手段,在西藏乡村振兴战略中应积极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等方面的作用。西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产业兴旺和社会治理,财政支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切实改善民生,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高房价之下的中国经济隐忧

高房价是当今的热门话题。高房价在伤害民生的同时,也在深深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高房价对我国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恶化了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加速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大多数居民的消费需求,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主导模式的转型;对我国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我国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和城镇化进程;加大经济的运行风险,成为引发我国经济危机的重大隐患。

香港修例风波的政治经济根源分析

2019年3月以来,围绕《逃犯条例》修订问题,在反对派和境外势力的推动下,香港爆发了一场社会风波,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司法体系都遭受到严重打击。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态、司法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外部环境和西方势力的干扰等因素是造成此次风波的政治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香港的寡头经济、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两极分化趋于严重和民生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等因素是此次风波的经济原因。此次香港修例风波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斗争的反映。要恢复香港的正常秩序,在政治方面,应强化内地和香港的沟通交流机制,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归属感;应深入贯彻“一国两制”原则,加强对完善香港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应推动香港教育体制改革,促进香港的爱国文化教育和正确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经济方面,应增加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为优化政治制度提供经济基础;应增强香港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优化香港的资源配置;应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促进香港与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