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碎片化困境及破解路径: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

[目的/意义]生物安全为国家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情报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耳目、尖兵,发挥着战略性作用。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生物安全,需要发挥情报的支撑作用,必须尽快完善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体系。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碎片化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有效应对国家治理碎片化的利器,也有助于解决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从而在实践层面上有效提升生物安全情报治理效能。[方法/过程]通过剖析生物安全情报治理在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价值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上的困境,文章构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的理论模型,探索破解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碎片化困境的路径。[结果/结论]在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中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生物安全情报治理功能整合与治理效能提升,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

新时代审计整改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研究

审计整改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本文从国家治理需求出发,回顾梳理了党领导下的审计整改制度体系的建构历程和完善背景,指出督促审计整改已经成为推动治理完善的重要抓手。研究提出审计整改工作的定位和制度设计与国家政治体制和治理方式紧密相关,新时代审计整改制度建构的内在逻辑指向国家治理,内在机理包括提升威慑力、聚焦权威性、突出贯通协同、增强跟踪力度。针对当前审计整改工作在建议、流程、把关、方式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分析能力、机制、手段、整合等方面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提升审计整改建议精准性、设置征求意见环节、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跟踪、加强整改结果审核、用好约谈手段等改进举措。

从技术赋能到整体重塑: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治理的模式重构、组织变革及推进机制

数字时代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从“技术赋能”到“整体重塑”的数字化进程被视为一个重塑多元主体治理关系及其能力的演变历程,对于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厘清了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治理的基本内涵及现存困境,重新审视了其模式重构的核心维度,深入阐释了其组织变革的动因特征,重点讨论了其推进机制的实践要素。研究认为:理念重构、价值重构、方式重构等形成模式重构的核心维度;管理思维转换、运行范式转换、决策方式转换等构成组织变革的动因特征;管理机制、考核机制、协调机制等为推进机制的实践要素。

数字时代的认知域安全:理论解构、风险生成及治理路径

“认知域”是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在数字时代认知域安全已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重要议题。认知域安全研究经历了科学化、军事化、战略化再到国家安全化的四重演进,其理念被逐渐重塑。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认知域安全,是指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略决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不被内外势力操纵和改造,从而使认知的过程及其结果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并持续保障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在要素特征方面,数字时代认知域安全呈现出主体多元、对象精准、智能驱动、战略隐蔽和全局领域的特点;在风险生成方面,内外势力往往通过观察-导向-决策-行动(OODA)循环模型进行精准操控,涵盖观察阶段的精准识别、导向阶段的信息加工、决策阶段的信息集成、行动阶段的主体协同以及评估阶段的信息反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操控链条,对认知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必须双管齐下,积极有效应对认知域的安全风险。在顶层战略层面,国家需要制定全面而前瞻的战略政策框架;在务实策略层面,需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控、风险应对等方面开展协同创新治理,进一步有效降低认知域操纵带来的安全风险。

数字治理中技术依赖的伦理风险与规制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平台企业互联互通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体系下的关键市场主体,有效地引领消费、教育、医疗等活动,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更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平台双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与多归属性,以及平台企业双重身份的价值创造效应,从而有效提高了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然而,互联互通过程中存有的推动互联互通运行的障碍及互联互通后所引发的潜在障碍等制约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为此,从提升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意识、加强互联互通技术研发、加强数据保护措施建设、强化互联互通的反垄断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在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

现代政党制度旨在通过规范权力分配、整合社会利益、建构国家认同、输送人才和监督权力来服务国家治理。但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一些实践中发生了对治理本位的偏移,体现在政府权威性式微、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共同体意识淡化、民主赤字困境等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彰显国家治理本质特征,以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为目的、以现代化治理能力为核心、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基础、以凝聚共识为需要、以民主监督为重点,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通过释放市场需求红利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转变为企业绿色创新优势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基于城市层面的市场潜力指标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利用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次数分别反映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进而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减少资源错配、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减少企业销售成本等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考虑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行业、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国企、重污染行业、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政府干预作用后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弱化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合作与创新: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基于G省J市A协会的个案研究

针对社会组织研究传统范式中过度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与环境之间“二元对立”的倾向,文章以G省J市A协会为个案,试图从合作博弈和创新理论的双重视角,通过对其转型发展过程的系统考察,阐明合作与创新对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研究发现,A协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草根组织”成功转型为当地发展势头强劲的志愿服务机构,关键在于它主动选择了合作与创新的行动策略。通过这一典型案例发现,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合作行为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使之能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而得以有效地实现;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创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深厚的文化积淀、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强大的实践主体,加之创新内容和形式的多元性特征,使之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坚持合作与创新“两条腿走路”,是社会组织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论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领域的具体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审计实践、推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依据,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理论和实践中的巨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我国审计从一产生就为国家治理服务,根据国家治理的意志和目标依据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审核决策执行情况,并向国家治理的最高决策者报告审核结果。在不同的国家治理时期,我国审计与国家治理的重点内容紧密结合,形成了彰显各个历史时期特色的审计制度。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审计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升华。

赋能论还是衡量论?——理解治理效能的第三种理论可能

治理效能概念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当前关于治理效能的理论认知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赋能论”和“衡量论”两种。赋能论聚焦于治理效能转化和治理效能提升两个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差距不大,其实质是围绕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衡量论将治理效能看作评价性概念,是对治理效率、治理效果和治理绩效的深化和发展。对治理效能的理解应该突破基本概念,走向理论构建,构建高效能治理理论要重点从治理理念、治理框架和治理特质三个方面形成对高效能治理的总体性认识。

算法推荐技术赋能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算法推荐技术是引领新时代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高质量开展的新兴力量。算法推荐技术与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条件、过程、结果上的关联耦合,为充分发挥算法推荐技术的积极功能,提升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提供了适切性与可行性。通过精准传递、精准生产、精准过滤等优势赋能,算法推荐技术可以助力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现对象大众化、内容智慧化和方式生活化。深化算法推荐理念认识、加强算法推荐素养教育、健全算法推荐技术规范,可以促进算法推荐技术势能充分释放,使之成为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代化的强大技术支撑。

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战略导向与国家治理:党的二十大指引下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大重点

文章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涉及且为新闻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十个重要政策导向话题,对其中主流及鲜明、深刻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具体包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去学界较好地服务于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也期待未来学界以元问题为抓手,明确知识创新的基本面向和焦点领域,将视野扎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主动承担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责任。

公共体育服务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的意义解析与路径探索

网格化管理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体系内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府管理流程再造的创新性举措,其普及程度与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呈现出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的趋势。公共体育服务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有助于推动公共体育服务管理重心下移,有助于强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部门协同,有助于改善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错位问题,有助于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的“管监评分离”;然而,其实践层面也可能引发公共体育服务管理的形式化问题,呈现公共体育服务管理的新碎片化状态,挤压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空间,弱化社区自治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上的作用。公共体育服务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的路径主要包括将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场地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资源库,将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嵌入网格化管理的联动中心,将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吸纳进网格化管理的合作框架,将社区自治与网格化管理有机衔接4个方面。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功能实施路径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进行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体现。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既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的关键区域,又是开展科学研究、实施环境教育、传承生态文化、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如何在科学合理保护自然保护地的前提下,在自然保护地内划定适当区域有效实施环境教育成为应当关注的重要议题。

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金融科技的风险应对与法治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科技深度赋能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易引发国家金融安全风险,包括与传统金融活动结合、构建新型金融网络系统及新兴科技直接应用等场景。金融科技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在于,随着金融体系的中介类型增多、金融风险传导渠道增加,新金融网络体系会产生基于“关联”的风险。金融科技“破坏性创新”的特征,会从金融监管立法与实施两个方面冲击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从而加剧监管失灵。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亟须理论层面的反思与重构,进而形成金融科技的“动态协同”治理模式,从外层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中层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和内层金融服务行为三个层面,构建多层次的金融科技法治保障体系。

美国分层网络威慑战略与中国的应对研究

近年来,美国按照分层网络威慑框架不断强化其网络威慑战略,即综合“塑造行为”“拒止收益”和“施加成本”三层威慑,在坚持“前置防御”和“持续接触”的同时,日益注重低烈度网络进攻行动,以维护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分层网络威慑战略以冷战思维将网络空间阵营化,不仅增加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困难,还增加了国家间网络冲突的风险。由于国际社会至今尚未达成对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共识,现有国际法也缺乏有效的约束,美国的分层网络威慑战略加剧了与中国在网络领域发生危机甚至对抗的风险。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韧性;在双边层面要做好应对美国技术“去风险”和危机管控的准备;在国际层面,要继续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