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语文的使用发展与满汉文化交融

满语在清代被称为“国语”“清语”,清朝统治者提出的“国语骑射”政策对满族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有清一代,清代满语文的使用发展历经几次重大历史变革,从满文的创制到规范再到满语文使用的衰落,反映了满族在对待满语发展、运用,乃至满语语言体系的基本看法,而满语满文的濒危推动满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清代鄂尔泰满译《孟子》的历史价值

乾隆皇帝曾下令鄂尔泰重厘满文“四书”,也由此产生了清代流传最广、影响范围最大的《御制翻译四书》。这一行为无论对官学教育还是民间翻刻传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扩大了满汉合璧《孟子》的传播范围,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民间学术活动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在此版本中,鄂尔泰选取“sukdun”一词来对应“气”的概念,该词意涵丰富的特点符合《孟子》中“气”难以言说、具有多重复杂意蕴的特性。此外,“sukdun”一词的概念贯通了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呼应了“气”的概念在先秦之后的不断发展。乾隆皇帝的“语气”说和鄂尔泰“气味”论的文学创作理念拓展了“气”的理论视野,同时也为满汉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这种文化互动与融合展示了中华民族在融合中的成长,并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智慧。

华夷之间与记忆之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明清云南文庙

文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文教设置是封建王朝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治理的政治实践,也是在“华夷之间”维系数千年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纽带。“华与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认同,在边疆云南地区,中华传统得以绵延不绝,形成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是以文庙为场域的儒家文化传统起到重要作用。文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之场”,它的存在是文化间距与文化互视的重要空间基础,更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体系,始终承载着儒学伦理,这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始基。云南文庙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现实研究价值,对于了解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历史发展中封建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金城公主送婚地“百顷泊”小考

结合历史文献、地志资料兼以实地走访,本文对金城公主送婚地——“百顷泊”进行了初步考察,得出此地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所辖兴平市(县级市)马嵬街道办事处马嵬村境内的初步结论,同时提议建立金城公主“和亲亭”等纪念性建筑物,以期为挖掘、整理、宣传西藏与祖国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谱写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篇章添砖加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满族家谱文学化叙事

家谱既是家族历史的实录,又是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满族家谱在主流性的历史叙事中所融入的文学化叙事内容,包涵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契合的历史意蕴。通过文献研究法,从民族与国家一体、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究满族家谱文学化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这对于满族家谱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活动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满族医药文化、文物体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满族历史悠久,起源东北地区,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生活方式多以渔猎、游牧和农耕为主。满族的医药文化是在满族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不仅促进了满族自身文化的发展,也吸收了中原汉族、蒙古族等医学文化和技法,充分体现出与各民族的交融汇通。该文主要以东北地区满族医药文物为研究对象,以长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为依托,以历史文献、已发表著作和论文等资料为研究基础,梳理满族医学发展历程,探讨满族医药文化的内涵、特点,以及东北地区满族医药文物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联。满族的医药文物,如药具、药材、医书等,都是医药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满族人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也体现了他们在医药领域的智慧和创造力,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征产物。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过程。民族认同感、凸显创作个性、增加创作辨识度和延拓作品评价维度的意愿决定了格致自觉开展本民族书写,民族亲缘意识和替少数民族文学发声立言的作家责任感又决定了格致自觉追求中华多民族书写。格致的本民族书写实践经历了一个从符号化浅层书写到寻根式深度书写的过程。经此过程,格致完成了本民族书写的内部动作。在此基础上,格致又利用表达民族身份认同困境和开展母语寻根的契机,关联性书写了汉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和锡伯族,还非关联性书写了藏族和朝鲜族(没有关联满族的潜在指向),从而完成了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实践过程。

始祖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始祖神话最为典型。具体而言,各民族始祖神话传递着对整个华夏民族的血缘认同。这种以观念意义上的血缘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是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观情感纽带。以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为代表的创世始祖神话经其广泛传播,为多地域、多民族所接纳,传递着对中华民族的地域认同。这种以地域为依托的民族认同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物质基础。以炎黄为代表的人文始祖神话传递着对中华民族精神信仰认同,反映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各民族始祖神话以血缘为纽带、以地域为依托、以精神信仰为核心,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耦合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其本质要求是文明创造与更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层面的集中展现,是中华传统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现代文明变迁的整体性表达,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目标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在价值理念上具有同向性,在运行方式上具有互动性,形成良好的正向耦合关系。

实践论视野下的宗族观——对杜靖中国宗族研究的解读与分析

继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论、系谱体系论、历史过程论、后现代主义等中国宗族分析模式之后,人类学家杜靖通过几十年民族志调查工作以及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借鉴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思想,提出了中国宗族研究的新路径,即实践人类学的宗族观,推动了中国宗族研究的进展。

满蒙联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和亲政策的成熟。清朝各个时期的满蒙联姻都有明确动机、鲜明特点、突出作用和深刻影响。满蒙联姻促进了满蒙双方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交往、文化上的交流、血脉上的交融,使满蒙双方强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满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满族传统体育内容丰富、来源广泛、功能多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价值。从体育维度看,满族传统体育有利于强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体素质;从社会维度看,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国家维度看,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三位一体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了更好地发挥满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和价值,需要将其重归生活化,强健体魄;进行多种形式的传播,加强各民族互动;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只有充分发挥满族传统体育的三维功能,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传统与现代化并非一种此疆尔界的对峙,传统为解决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思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底色,使之成为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逻辑之一。“大一统”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崇德利用”的社会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等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丰厚精神滋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价值载体,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源泉。新时代,要从澄明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基础、遵循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要求、厘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三个维度,传承和弘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政策特征、逻辑关系及支撑路径——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三合一体系的政策分析

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战略任务,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明确了科教兴国战略在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使命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更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夯实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性基础性支撑,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从教育、科技、人才三合一的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高水平科技创新、高品质人才培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战略定位。在一系列强国战略安排下,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中央部委出台的52份以“教育、科技、人才、创新”为关键词和核心内容的政策文本分析,从政策主题、发布层级和时间跨度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提炼出相关代表性文件的战略性、整体性、创新性、指引性、基础性、公平性、专业性、针对性、开放性、精准性等基本特征。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阐释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的逻辑关系特征,即必须处理好教育和科技(外部关系规律)与人才(内部关系规律)之间的关系,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加强党的领导,突出创新引领,坚持人民至上,深化自主培养,夯实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的系统性支撑路径。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和内在逻辑

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厘清旅游和民族三交的关系层次对旅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交互范畴的拓展价值。旅游和民族三交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内涵、关系逻辑和关系形态,旅游者异地构建“族际互动”促发多元主体身心发展和族际团结进步是其关系内涵;核心吸引、过程推进、场域支撑和人本理性构成多层次关系互动逻辑;族际主体间围绕族群文化和族际共有文化构建起旅游业态和日常民族三交的符号交互系统。文章据此提出了旅游与民族三交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提供借鉴。

党的八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启示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目标战略、实践路径、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后一段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经济基础。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也为党的八大系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知史鉴今,观照未来,深刻总结党的八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经验与教训,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正确把握西藏民族工作“四对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的深刻要义,为新时代做好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正确把握“四对关系”是开创这一主线工作新局的内在要求。西藏是党和国家边疆民族工作治理的重要区域,肩负着拱卫我国西南边陲的重大政治责任。如何理解“四对关系”的内涵,如何正确把握“四对关系”的必要性,如何正确把握“四对关系”的路径构成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

稻叶岩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东洋史学家之一,主攻中国的清史、东北史和朝鲜史。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两位学术大家之长,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先后提出"满鲜不可分论""中国衰亡论""中国革命无用论"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论",晚年积极为伪满洲国论证"满洲独立发展论",其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

马、华族际矛盾源于英国殖民者造成的“马来人掌权 ,华人经商”的局面 ,但二者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某种联盟 ,同时仍保持各自的优势 ,直至“五·一三”事件打破这种平衡。新经济政策时期马、华经济差距有所缩小 ,但马来人的政治、文化特权依旧 ,族际矛盾有增无减。新发展时期这一矛盾才趋于缓解。马、华族际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既合作又竞争 ,经济上既互补又此消彼长 ,文化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