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隐名投资合同的性质认定及效力边界

股权隐名投资由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目标公司三方主体,以及两个连环合同关系构成。由于实际出资人在订立合同前并不持有股权,与目标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故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签订股权隐名投资合同只能产生债权,公司法只承认名义股东的地位及享有股权。在判定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股权隐名投资合同效力时,应坚持“一般无效,例外有效”的基本立场。股权隐名投资合同无效或解除仅导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名义股东与目标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名义股东继续享有股权,但是其独享股权权益构成不当得利,故应返还不当得利,并就股权增值部分公平分配。

企业股东网络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2013~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股东网络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股东网络能带来信息优势,可以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但是相对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具有资源优势以及双重任务特性,导致股东网络在其中的作用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科技信息产业中企业的信息优势更强,股东网络的作用更加显著。

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更加契合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内涵的ESG理念开始受到关注。本文以2014~2021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高管个体特征的角度,考察了海外背景高管对于公司ESG表现得分的影响。研究表明:海外背景高管可以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评分,企业高管团队中具有海外背景高管的比例也与企业ESG表现评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国企性质能够正向调节海外背景高管与企业ESG表现评分之间的关系,而高管持股比例却显著抑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企业改善自身ESG表现、政府海归人才引进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大股东持股对商誉减值规避的影响研究

商誉减值规避会透支公司未来业绩增长,损害投资者权益,因而考察商誉减值规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股权结构为切入点,探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商誉减值规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商誉减值规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监督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理论预期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公司中更能抑制商誉减值规避;中国证监会2017年发布减值新规后,随着持股比例的提升,大股东更能约束企业商誉减值规避程度。本文发展了商誉减值和大股东持股的相关文献成果,对于加强商誉减值事项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股权出资问题研究

《公司法修改草案》将股权纳入出资形式当中,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公司法上,可以作为出资标的物应当符合两项标准:具有确定的价值和可以自由转让。股权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权利,在不同的公司类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只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和非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能够作为出资标的,而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则不宜作为出资标的。并且,《公司法》在承认部分股权可以作为出资的同时,也应当增设相应的救济措施,以弥补股权出资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受到大股东控制的影响,股权结构会对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8~2012年沪深两市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公益性捐赠支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提升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抑制大股东控制对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考虑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后的结果显示：大股东控制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和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提升效应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并且股权制衡对大股东控制降低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研究

融资需求是上市公司运行面临的重要问题,在银行信贷和大股东减持受到限制、资本市场并不活跃的情况下,股权质押以其独有的灵活性、轻资产性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缓解融资约束的首选方式。本文实证分析2011-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比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更倾向于股权质押;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股权质押呈负相关关系,并受到股权性质的影响,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赌"意愿更加强烈,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绩效呈正向相关,这种相关性会因为股权性质不同有明显差异。

股权结构对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股权结构与装备制造企业R&D投入的关系问题,着重说明了股权结构对研发支出强度的影响,进而对装备制造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支出强度存在"倒U型"关系;(2)股权制衡、经营者剩余索取权均与研发支出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3)国有股比例对研发支出强度有积极影响,但含国有股的样本公司R&D投入比较低,说明含国有股的上市公司更加缺乏激励性。依据分析得出结论:股权结构调整对加大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支出强度,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影响审计师定价策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是影响审计师定价的两个重要因素。以2007—2014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定价的影响,并考察了产权性质、审计师特征以及法制环境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较于非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审计定价越高。进一步地,在民营企业、"四大"审计的企业及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审计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的审计定价都更高。这表明审计师能够识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风险,并将其反映在审计定价中。

终极控股股东差异、财务松懈与公司绩效——来自2007～2011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组织理论认为,财务松懈缓冲外部环境突变(波动),促进组织绩效提升;而代理理论认为,财务松懈诱发管理层自利,产生代理成本,有损组织绩效。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报数据为样本,观察上市公司滞留财务松懈资源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不同,滞留财务松懈水平不同;财务松懈水平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绩效波动幅度越大,研究结论支持代理理论。

卖空压力与控股股东私利侵占——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使用中国金融市场卖空管制放松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由此产生的卖空压力对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的因果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卖空管制放松之后,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减少了27%.卖空管制放松引发的股价下跌风险是卖空压力约束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影响还依赖于其他治理机制,当公司其他大股东股权制衡较弱、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以及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差时,卖空压力产生的治理效应更强.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者公司破产清算风险越高,卖空管制放松的治理效应越强.最后,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治理效应能够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与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理解卖空压力对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影响,丰富和补充了卖空管制放松对实体经济真实影响的文献.

不同控制权性质下的大股东私人收益影响因素分析

以1998—2014年间在沪深两市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5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并具体根据控制权买家的主体性质将其分为民营化及国有企业重组两个分样本。通过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股权溢价水平对不同控制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私人收益水平进行间接估算与比较,并且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更高,且民营控股与国有控股在其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强度上也存在差异。国有控股私人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及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行业竞争度高的国有企业私人收益水平较低;而民营控股企业的私人收益则与净资产收益率和上市公司规模负相关。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在处理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社区参与保护区管理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从当地现有的社区参与管理的模式来看,不仅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保护区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作者提出了在保护区建立旅游股份合作制公司的构想,并阐述了其运行机制。

金融分权、股权结构与银行贷款风险

本文在分析金融分权与银行大股东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商业银行经营函数,分析政府层级间金融分权和政府与市场间金融分权对银行贷款风险的影响,进而实证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金融分权深化后,地方政府通过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在地方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重大项目贷款等事项上具有一定的干预权利,从而加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政府与市场间金融分权深化,一方面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利于提高利率弹性和资金效率,有利于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但另一方面,这一分权导致金融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加银行的冒险冲动,引发贷款风险。因此,从货币金融的外部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及自发膨胀性,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等角度,应保持必要程度的金融集权或金融适度分权。

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影响研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企业集团中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越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倾向性和支付水平越低;第二,相比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负向影响相对有所缓解;第三,进一步从市场价值的角度扩展研究,发现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的提升会损害企业现金持有价值。本文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增强集团内部管控和治理以保障自身现金分红能力提供了重要启示。

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代理成本

通过分析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代理成本显著较低。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结论显示在国有企业中,无论使用营业管理费用率还是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仅在以资产周转率为代理变量时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合谋掏空、业绩预期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不同所有权结构和控股条件下合谋掏空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影响的差异性,并探索业绩预期变动趋势与变动幅度对其影响,发现如下三点结论:(1)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证明中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其中低控股与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强,国有与非国有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2)非国有公司与低控股公司合谋掏空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这两类公司大股东与高管合谋掏空动机较强;(3)业绩预期上升与业绩预期大增时合谋掏空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说明大股东和高管倾向于在业绩预期利好时实施合谋掏空行为。

最终控制人性质、外资持股与股利分配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呆用2004-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金字塔控股结构所带来的两权分离度与股利的相关关系来探究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进行股利分配的动机，同时研究了在股利分配动机不同时外资股东对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控股公司的股利分配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而其高股利分配的动机源于利用股利作为掩饰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面具”；这一动机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不显著。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外资持股通过降低股利分配水平的方式抑制了公司掩饰掏空的动机，且英美法系股东的这一作用更为显著。

控股股东委派执行董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研究背景,研究控股股东如何参与公司管理及其经济后果。通过使用2001-2 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控股股东会通过委派执行董事参与公司管理,以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和激励;通过对控股股东委派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分析发现,这一治理方式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同时也增强了公司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本文利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之前研究控股股东治理作用的内生性问题,从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这一独特视角研究控股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路径,丰富了控股股东治理效率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扩展了董事会职能与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