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智慧心理学近50年研究历程的写照

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首次将智慧心理学近50年的研究历史分为“一个序曲”和“两个阶段”。其中,Clayton用实证法研究智慧心理的序曲,开始时间至迟不晚于1976年,戛然而止于1982年,其特点是“昙花一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时间始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延续至21世纪初,其特点是“柏林智慧模式一花独秀,新皮亚杰主义智慧观和智慧的平衡理论作为两片绿叶相衬托”。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时间始自2004年,延续至现在,其特点是“百花齐放”,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智慧被视为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理论和测量智慧工具;二是兴起了多个研究热点,进一步拓宽了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回顾智慧心理学近50年的研究历程,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近50年来,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探讨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二是,研究对象从智慧者的特征到智慧特征,再到智慧者的特征,再到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展望未来,宜在两个方面推进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一是,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二是,须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

新卢德主义关于技术影响教育的批判性阐释

新卢德主义是20世纪末在欧美国家出现的,以大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种技术批判思潮,曾就人与机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等广泛领域阐明了带有激进主义色彩的观点。作为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技术观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第一,技术教育改革的工具主义取向蕴涵社会控制的隐蔽性;第二,计算机的教育应用蕴涵经济功利性对教育的侵蚀;第三,计算机的教育应用导致文化的毁灭;第四,计算机的教育应用导致人的毁灭;第五,技术教育应用的“敌托邦”图景。最后,对新卢德主义的教育技术观予以概要的评价。

西方儿童同伴研究的新视角

同伴关系及同伴互动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的重要主题,在西方倍受重视.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大胆创新,开辟了一些新视角,开始注意从性别角色、情感、发展性和跨文化等角度去对儿童友伴进行研究.本文拟就这些新视角及其相关成果作一概述,供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

马克思的整体观是建立在批判黑格尔抽象整体观、传统集合论的整体观和无人的整体观基础之上的新整体观。马克思的新整体观在回应20世纪人类生存问题中自我分化和自我发展,这种分化和发展显现为卢卡奇的方法的整体观和主体意识的历史整体观、萨特的主体意志的历史的整体观,阿尔都塞结构的整体观、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和当代量子力学形而上学化的原初整体观。相对而言,前三种整体观是一种更强调整体的强整体观,而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是一种虚化整体的弱整体观,当代量子力学形而上学化的原初量子观重申了整体的优先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整体观的纠偏。从马克思整体观生发出来的这些整体观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谱系学图景。

新实用主义知识观作用下的美国大学本科教学改革新趋势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兴起,新实用主义不仅使得实用主义思想重新获得生机,而且促进了美国知识观的革命性转变:一种有别于古典实用主义知识观、更不同于欧洲传统知识观的新知识观被确立了起来。在这种新知识观的作用下,美国大学的教学改革呈现出了新的趋势。

潘光旦体育思想研究

潘光旦先生创立了中国近代新人文史观与"位育"思想。先生曾以新人文史观和"位育"思想为理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体育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与分析,视角新颖、立论深刻、意义深远。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以探讨潘光旦先生的体育思想。

朱熹的理学自然观研究

自然观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在对朱熹自然观的研究上多以西方对象性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阐释和解读,偏离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指向。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天道,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理解天道,自然是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具有内在价值,并不否认天道的实在性,但强调天道和人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即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共生、共在性。

左翼SSK科学观质评

左翼SSK科学观是后现代反科学的、新蒙昧主义的科学观的典型代表。拒斥分析、提倡跨越式综合是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主题径路。在SSK看来,科学是勾勒姆、科学是集体约定或信念(或信仰)、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是男性主义的产物,是左翼SSK科学观的几个著名论断。这类论断隐含着反科学、取消知识差异、马桶和茶杯不分、智慧与技能颠倒、观念与实在错位、否定人类智慧存在等问题。因其业已汇聚成为一股庞大的潮流,剖析和反思这股后现代的、反科学的蒙昧主义潮流,有助于揩去被左翼蒙尘的科学观,恢复其应有色彩。

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同异比较——以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为中心

作为20世纪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理论创获之一,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是拓展和挺立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现代新型理论形态。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等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思想体系,除了在理论进路、总体特征、理论旨趣和内在困限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以外,在境界论的具体细节上还呈现出包含着差异性的相似性。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冲突背后——塞缪尔·亨廷顿新保守主义文化观探析

塞缪尔·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文化观涉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领域,虽然引发诸多争论,但是,他的"文明冲突论"毕竟提供了观察世界、认识事物的一个方式,是我们从新的视角认识社会文化的透镜,对观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气论研究:回顾与展望——以气学分系问题为中心

在理学主流观点的主导之下,宋明儒学的认知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二分模式为准,理学、心学、气学三派说冲破了理学主流观点的束缚,为宋元明清儒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与此同时,随着唯物论范式的意识形态化,气学本身的相关问题未来得及细化和深化。以气学分系问题为契机,港台以及日本的学者的探讨使气学研究在当下活跃起来,大陆学界应当充分意识到气学分系问题的重要性,积极参与进来,并自觉汲取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气论传统相结合的思想智慧,使气论哲学的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复兴起来。

新批评派与有机整体论诗学

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之一。而在这一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重新焕发了有机整体论诗学的勃勃生机,将这一文学思想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追溯新批评派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这一诗歌理论的得与失,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批评派的历史功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

浅析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性恶论”的历史叙事

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包含了三大系列,通过对他的农村及城市题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历史叙事符合一个结构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他"性恶论"的历史叙事的依据,形成了苏童小说中历史叙事的一个根本结构。这种性恶论的历史叙事既给他带来了创作上的突破,同时也导致他的创作走向了困境。

新自由主义正义观批判

新自由主义在整个国际社会依然是一种强势话语和主流的发展理论,它对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需要我们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刻批判,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正义观。人类的正义理论一般是追求社会团结、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个人的尊严、生活幸福等,而新自由主义正义观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诉求界定为私有财产权保护和个人自由,这种核心价值诉求表面看来是美好的,然而它却是阶级偏见的产物,保护的是大资本家金融寡头们的财产权和个人自由。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这只是一纸“空头支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和两极分化,对社会团结、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人的幸福生活都产生了严重冲击。

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语境探微——兼谈其在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冯梦龙"情教"思想,有其产生的特殊语境。在探寻救世良方的普遍人文关怀中,冯梦龙既不同意"异端之学"的"欲人鳏旷以求清净",也不赞同宋明理学思潮的"从道理上做者"、"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同时也否定了"主情"文化思潮对"情"之非完满状态认识的不足。在冯梦龙看来,"生在而情在","情为理之维",只有以"情"为本,慎待人"情","情"、"理"兼容,才能最终实现救世的人文关怀。从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过程来看,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既体现了对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对"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的纠偏,对"情"之偏至发展的积极校正,也标志着秦汉以来长期分裂、二元对立的"情"、"理"关系认知,在新的时代情势下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从周敦颐的易学观看宋明理学的逻辑起点

宋初,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与《通书》,通过对《周易》阴阳哲学原理的阐发,并结合儒家人文主义价值理想,推《周易》为“性命之源”,进而提出一个与佛老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周敦颐教人从太极到立人极至最后成圣,力图沟通天道之理与人心性命,为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哲学建立了一个形而上的理论起点,不仅把儒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回应了佛老二教的诘难。周敦颐的思想文章中也称为其易学观。

《水浒传》女性视点生成及其拓新价值

在英雄本位语境下,《水浒传》女性视点呈现出弱化、丑化、男化等非对称性、非常态化的建构。究其原因,除了宋明理学时代文化心理的深层影响外,更主要的是流传广布而极具世俗情味的江湖母题自然渗入《水浒传》的累积成型中,使得《水浒传》女性视点成为某些江湖母题的情节化、故事化和具象化,成为趋附于英雄本位而生的一类特定语境女性景观。《水浒传》的女性视点因对传统的文本模式、道德取向和审美习性的悬搁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