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

国学是中国古代教化官员的学堂而非其他学堂,是中国的治国之学而非中国之学。国学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五帝及其王官在明堂上分别教化现任、候任官员如何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利,国学学堂和治国学问即同时产生。周末至清末各级政府举办公办国学,春秋末至清末有识之士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均对候任官员进行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理论的教育,具有学历教育和岗前培训的双重属性。治国学问,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为先王之道,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就是春秋中晚期周天子王官定型传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系统研究先王陈迹,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了新王之道;战国至清朝后九代,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理论精华,形成了后九代的治国之学。治国之学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五千多年来,国学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亘古未变;但君子获利的依据,九代论功行赏,后九代按位取酬;国学的学术外延,因时空环境变化而屡有变化。

并非“扩音器”——重评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借用与转化中国传统的经学与小学资源,将中国传统学问融入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之中。首先,钱玄同转化章太炎与康有为的经学资源,将“经”贬黜为毫无价值的“史料”,颠覆所有经书,从传统经学内部获得反叛传统的可能性,使五四思想革命具有“飓风”般的爆发力;其次,钱玄同作为小学大家,在进行文学革命时,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理来证明五四白话文理念有其建立的可行性;再次,他在推行五四汉字革命时,仍以传统小学资源来论证“改用拼音”的学理性与时代必然性,用极端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汉字的现代变革。钱玄同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主体内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五四获得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使他有自己独立、独特的“声音”。

《论语》“君子儒”与“小人儒”涵义考辨

儒家经典《论语》言“儒”,仅见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章,这很不寻常。学界诠释大多直陈观点而少有理据。要明确“君子儒”“小人儒”词义内涵,考察时代背景尤为重要。分析孔子时代“儒”之卑下地位和柔懦性格,诉诸孔子个人身世抱负及对“新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我们认为孔子时代之“儒”都是“小人儒”,即地位低下之儒,“女为君子儒”不过是孔子的期待与自励,希望儒者通过“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成为德位兼具、勇毅刚强的“君子儒”。经孔、孟、荀、董仲舒等历代儒者不断诠释,“君子儒”最终成为两千年来推进政治治理、推动文化发展的中坚。

从“新儒家哲学”看“新文科建设”与“西学”资源问题

“新文科”与“儒家哲学”两者的汇聚点,就是“新儒家哲学”。存在着三种不同含义的“新儒家哲学”,即宋明新儒家哲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哲学。它们都进行了传统哲学的转化和发展,即都进行了某种意义的“新文科建设”。就其学术资源来看,其共性是:它们都汲取了某种“西学”资源。具体来说,宋明新儒家汲取了“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佛学;而现当代新儒家汲取了“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资源,即西方哲学。因此,在思想学术资源这个问题上,“新文科建设”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中国性”的前提下,积极地吸纳“西学”的资源。

从“第二个结合”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融通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我们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认识,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审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理论维度的切合性、实践维度的融通性,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融通的现实路径,对于深刻认识和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焕发生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张君劢新儒家诚信观与研究生学术诚信观培育:实践逻辑与培育路径

学术诚信观既是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核心品质,也是高校诚信教育的目标和科研风气养成的基础。近代新儒家学者张君劢以扬弃传统儒家诚信思想为伟业,以书院诚信教育为依托,以诚信制度建设为方向,以中西方诚信文化互融互生为方法,提出“四大力戒”的学术诚信主张,建构了“立诚为本”的诚信观。通过考察其诚信观的本质意蕴,鉴古知今,以提高研究生学术诚信品质、塑成内在学术诚信人格、完善学术诚信制度顶层设计、推动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加强中西方经验互融互生为培育路径,旨在重塑当代研究生的学术诚信观,凸显学术诚信、学术争鸣、学术“真”问题研究的本质意蕴,以改善研究生的学术风气和提升学术研究品质。

儒学传统与晚清新小说中的“未来中国”想象

晚清一些小说家从超越西学的向度出发,重新发掘儒学传统的救世价值,并将其引入对未来中国的理想叙事之中。这些小说以儒学原则构建未来中国形象,使它与那些片面推崇强大的西方国家区别开来;以儒学目标定位未来中国形象,使它表现出“真文明国”的模样;以儒学品格打造未来中国形象,使它拥有了“明体适用”的生长机制。整体而言,小说家们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没有只停留在对儒学词汇的誊写层面上,而是蕴含了对文化主体在构建未来时如何凭籍儒学的新思考。

冯友兰《新理学》对“性”的重释

作为近现代哲学家中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性”进行了重新阐述。首先,冯友兰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性即理也”的观点,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其次,冯友兰分别从真际、实际、实际的物、社会等层面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性善的观点。再次,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与自身的性三分论对性恶的来源进行了充分解释,表明恶并非人之性所发出之事,因此人性本身并非为恶。质言之,冯友兰《新理学》中的性论具有“完善性善论的论证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引导当代社会向善的风气”的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的哲学建立——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论集》为线索

牟宗三先生凭借其无所不包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哲学地建立起了“中国哲学”的逻辑思辨与哲学架构;而王兴国教授《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论集》一书,则旨在从形上学、美学、逻辑学、认识论、科学、政治、道德、宗教、文化和哲学史等多个维度,动态复现这一庞大的哲学建立历程,最终使其以“中国哲学的哲学建立”之形式,与“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互为表里。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融会通达:儒家“和合”思想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启示

儒家“和合”思想是以“和”促“合”的同心协力之道,是尊重历史与求同存异、追求同频与共通共生的多重理念的交叉聚合,秉承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具有“天人相合”“仁善之德”“知行并进”“和而不同”等丰富意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和合”思想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浪潮之中,由人际“和合”渐次升华为人类“和合”,以其深厚的文化根基、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广阔的发展路径实现二者的同向同构。在新时代,儒家“和合”思想所涵摄的世界观、社会观、实践观与发展观,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基于中华文明的现实资源不断丰富通达,为塑造人类文明新格局、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启示。

打孔家店与“思想界底医生”——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述评

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摒弃骂来骂去的浮浅之论,梳理辨析事实,挖掘思想的根脉。顾颉刚打破汉儒对孔子所做的各种附会,着力戳穿汉儒道统说,其打破奴隶思维,解放理性,灌注科学精神的行为,本身就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打倒了消极的传统,建立了积极而富有时代特质的学问路径。顾颉刚可称之为“思想界底医生”。

儒道文化的乡风文明观比较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与乡风文明建设命脉相连。推进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既要弘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效应。儒道文化的乡风文明观虽在哲学依据、道德基准、价值依归方面存在契合性,但在乡民德育目标、乡村治理方式、构建和谐乡村方面具有差异性。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统摄,在“两个结合”的视阈下,探赜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乡风文明观的融合性和差异性,以多文化视角揭橥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助推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密码。

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

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商业逻辑,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和管理规律。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挖掘儒家伦理在新商业文明重塑过程中的精神价值,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辨析了传统商业文明与新商业文明的内涵差异,分析了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在价值内核方面的内在关联,进而从个体、组织和系统等层面梳理与新商业文明相契合的儒商型企业的商业逻辑。最后选取海尔集团为儒商型企业案例,解析其从人的价值第一的企业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利益观和共创共赢、和谐共生的发展观三个维度打造儒商型企业的实践路径。本文不仅挖掘了儒家伦理在新商业文明重建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价值、路径和经验,而且为新时代企业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争鸣与契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唯物辩证法是不是科学理论及救国道路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在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等方面又有诸多共识。新儒家所提倡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理想,“内圣外王”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统一,对避免西方民主话语陷阱,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榜样人物新闻写作的儒家底色

榜样人物新闻写作蕴含着儒家底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表现之一是榜样人物事迹潜藏着厚重的儒家价值观念,表现之二是新闻工作者常带有儒家的价值观对榜样人物进行采访和选材。新中国榜样人物新闻写作具有儒家底色的原因之一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与新中国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契合处;原因之二是新闻工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具有浓厚的儒家价值观色彩并影响着他们的新闻创作思想;原因之三是儒家价值观念深入国民心理之中,新闻受众普遍乐于接受具有儒家情感的人物新闻。蕴含儒家底色的新中国榜样人物新闻,歌颂了时代风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以当代浙北乡村为例

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支持浙江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未来的乡村振兴与治理工作不仅要继续推进和巩固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层面的均衡和富裕水平,也要更多关注和提升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和治理水平。从“经济”转向“文化”并聚焦“道德”视角,成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点方向。浙北(海宁)农村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儒家文化遗产、地方人文精神等,推动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亲情孝道、崇德尚贤等与儒家伦理紧密相关的传统礼俗文化的吸收转化、宣传教育和推广应用工作,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从政策层面看,儒家伦理既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现代道德建设与治理框架中寻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与内涵转化,也要积极融入地方社会的礼俗传统和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而“新乡贤”在基层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发挥的道德示范与社会整合作用对此颇为重要。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主要展开为三部分: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真理观、认识论等有选择地、有甄别地与陆九渊、黄宗羲等传统心学作了深度的有效融合;其二,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判定为明清启蒙学说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情理观、新价值观、新伦理观,但这个“新”不是相对宋明理学的“新”,而是相对于整个古典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它的背景是明清之际的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因此更加强调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其三,萧萐父认为,现当代新儒学的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对熊十力从阳明心学中吸取的“吾即是吾”主动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唐君毅“君毅之学,人学也”的界定,同时也对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主体人格自由极为肯定。在萧萐父的心学观中,现当代新儒学与明清启蒙学术有着一致的问题意识,均从心学中吸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接合点”。

冯友兰“新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建构了一套新儒学的理论系统,此理论建构中最核心的一套哲学思想的大貌及定位是“理、气、道、大全”四个概念,以及“有物必有则”“有理必有气”“无极而太极”“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四个命题。这些概念其实是以普遍原理的观念系统身份而被提出的。因此是纯粹的抽象原理,而非具体的存在事物,所以除了理概念之外的气、道、大全也具有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特性。能理解“新理学”的人即是理解“最哲学的哲学”的哲学家,同时是达到天地境界的圣人,并且也可以是社会的领导人,因此“新理学”也被冯友兰自己视为是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儒学系统。这一切都是冯友兰的个人创作,他有权利自己建构新儒学的系统,并且这套系统与从心学之路建构新儒学的港台新儒家确实不同,正可以做一参照比较的对比系统。

康有为孔教论的思想建构及其内在困境

康有为孔教论虽能为儒家转型提供启示,但存在诸多困难。他将清代经学家法思维极端化,试图借助武断辨伪以建立完备学说,然而这一体系却因不断比附西学而解体。孔教并非历史实相,而是他的思想建构,该方案的宗教形式与文教内容互斥,既无法回应当时诸多学术批评,更难以推广实践。康有为虚君共和论存在矛盾,且将儒家重心由政治转到宗教,导致经世理念错位。唯有克服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内在困境,方能将之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