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摔玉情节的叙事功能论

通过设置摔玉这一充满冲突与张力的情节,大旨谈情的《红楼梦》造就了一对情真意切的欢喜冤家。宝玉之“玉”是贯穿整部作品始终的核心主题物。摔玉情节不仅丰富了人物性格,更彰显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宝玉在黛玉面前两度摔玉,且两次摔玉间隔时间较长,其起因、经过与结果有较大不同。这一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展现出宝玉的痴情与疯狂,并凸显了痴情女黛玉的深情形象,在宝黛爱情的发展历程中成为推动他们情感纠葛与深化的关键节点,具有独特的叙事功用。此外,脂砚斋的批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仅为理解摔玉情节的创作意图提供了重要材料,更使摔玉情节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

中国民族舞剧四十年的历史跨越——从“于颖版”《红楼梦》到“黎星版”《红楼梦》

从1981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于颖编导的舞剧《红楼梦》,到2021年由江苏大剧院运营,黎星、李超等主创的舞剧《红楼梦》,这是中国民族舞剧四十年历史跨越的缩影。“于颖版”《红楼梦》作为“新古典舞派”的代表剧目,坚持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发展舞剧语言,其脱胎于越剧版本,主张从人物思想感情的真实出发去编舞。“黎星版”《红楼梦》这部高度吸纳并整合了“舞蹈剧场”理念的“民族舞剧”,以戏剧的手段、舞蹈的身体逻辑进行叙事,将中国民族舞剧的创编推向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高度。

对妙玉“瓜州批语”的两种新校读

《红楼梦》中有一条关于妙玉在瓜州渡口劝惩的批语,异常珍贵,已有校读尚有不足之处。通过研究认为:毛国瑶所录的此条批语值得信赖,无须添加文字,改动词序,只需明确末尾虫蛀掉的一个字,然后适当断句即可。由于见证人毛国瑶说过“各示”二字“看不清,似是‘各示’”,因此作了两种可能的校读:一种采用“各示”,一种采用“名尔”。其中,“各示”的可能性大于“名尔”。还从小说主旨、结构和情节文字三个层面对妙玉及其“瓜州批语”做了考释。

《红楼梦》的作者·说者·评者

曹雪芹的作者身份,时常被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红楼梦》的素材来源以及成书过程比较复杂。《红楼梦》的素材来源,既有曹雪芹本人的切身经历,又有他目睹的诸多社会现实,还有他听说的一些"故事"。我们认为,《红楼梦》在其创作过程中,既有"作者",又有"说者",而且还有"评者"。此三"者"各有所长,不可或缺。

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诗词翻译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诗词翻译体现了与以往蒙古文学诗歌翻译不同的观点。哈斯宝把《红楼梦》诗词看作与小说叙事情节紧密相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般的修饰成分来翻译。在蒙古文学翻译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更多的处理方法是省略不译。而哈斯宝却把《红楼梦》的诗词看作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认真对待,精心翻译了原著中的多数诗词,而且结合自己对《红楼梦》作品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对宝黛爱情的深刻把握,对诗词的翻译做了有思想、有思考的艺术加工,从而达到"信达雅"的诗歌翻译新境界。同时,哈斯宝的翻译也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精神的透彻理解,仅仅根据哈斯宝的回批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要想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哈斯宝的评点思想,《新译红楼梦》的全文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世说新语》与《红楼梦》的文化共性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和白话长篇的两部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与《红楼梦》都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伟大经典,在思想、艺术乃至哲学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这种渊源形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文化共性。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空间结构与大观视角;以人为本与以情为主;艺术精神与形上品格;女性发现与女性崇拜。认识经典的超越性价值,应当具备从人本位、情本体、美本原三个方面阅读作品的能力,在文学鉴赏和研究中,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超越性阅读体验"。

赏析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中色彩词的翻译

色彩词(color words)是公认的说明颜色的符号。在每一种语言和文化中,色彩词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色彩词又表现出各民族独特的个性,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结合杨宪益先生《红楼梦》英译本中色彩词的翻译实例,分析总结其可行有效、可推而广之的方法论。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得与失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面世以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批评,虽然持否定态度者颇多,但其在再现原著主旨、重大情节场面的展现、细节及心理描写、人物形象完整展示、悲剧格调的把握等方面,不仅遵循了原著,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电视剧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导演过于体现个性风格的艺术追求以及对作品认识的不足,新剧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失:作品的艺术价值让位于商业价值,导演风格破坏了作品的整体和谐,某些情节处理失当。

论哈斯宝翻译《红楼梦》的减法和加法——减少的人物和加长的时间

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把120回《红楼梦》节译成40回,题名为《新译红楼梦》,并撰写了回批,在红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哈斯宝在翻译《红楼梦》的实践中采取了两个独特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删减了大量人物,删减了大量人物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在每一个细节的翻译和衔接的过程中把时间放慢,用加长时间、增加动作、细化细节的方法把因为减少人物及其行为而被省略、被缩短的时间补回来,从而保证了翻译小说中的时间按照原著的节奏自然推进,也保证了人物情节和叙事时间的平衡。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红学是动态的学术概念 ,从新红学到探佚学的发展 ,本质是实现了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不同价值之认同。红学定位于“新国学”的意向 ,是企图让红学在中华民族当下的精神追求与传统文化的精魂之链接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为中华民族在“一体化”的全球性语境下提供一个民族性的文化精神支撑。“人间红学”概念的提出则是为了将这一文化追求变成最广泛社会现实的学术设想。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与创作得失——兼论李少红导演雅化、写意化的风格追求

新版《红楼梦》在荧屏上播放以后,遭受了不少媒体和观众的批评指责。笔者认为"新红"的改编确实存在着缺陷瑕疵:一些情节的删改显得突兀机械,旁白过密;演员选择良莠不齐;一些形式要素的运用显得机械突兀,等等。当然,"新红"并非一无是处:首次依据通行文学本再创作,整体上尊重原著;在画面、音乐等元素的制作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体现了李少红导演一贯追求的雅化、写意化的艺术创作风格。

王国维之“眩惑”说与中西美学传统

"眩惑"是王国维结合叔本华"媚美"概念和中国传统美学衍生出的理论,用以指称美学中"壮美"和"优美"的对立面。王国维将"眩惑"置于生活的反面,从中可以透视出一种反生活的美学观,成为近代美学的一股逆潮。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言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当今中国文论建设的启示

《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作为王国维学术生涯中的两个经典学术文本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境遇:前者因"以西套中"、牵强附会而遭人诟病,后者因"以中化西"、融通创新而为世人赞赏。这是它们"以西套中"和"以中化西"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造成的。以王国维前后期不同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架构为切入点方能深入探求上述两种言说方式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这对当今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当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换亦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李希凡学术研究60周年访谈录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评60周年。关于这场运动的得失,《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历史》都有详尽地讲述和结论。这场批判运动有它的特殊性,即毛主席亲自在发动和领导,而方式又是支持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这给了文坛以很大震动。要说两个"小人物"有"新的理念和新方法",就是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重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艺术形象的创造,反对对文学作品作烦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当前红学研究存在诸多乱象,可能比1954年《红楼梦》批评时期还要糟糕。1954年之于红学研究,对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清代《红楼梦》评点论妙玉及其“偏蒙不洁”

作为心寄红尘的幽尼,妙玉终因意根未净,招邪落劫,生死莫明。清代《红楼梦》评点的相关论述,集中在出身、性情、宝妙、遭劫等方面。关于出身,或疏文意,特表身份高贵、家世不凡;或批注笔法,概有带写、省笔。关于性情,或责之“过洁”“孤相贱相”,或许之“率其天真”“心性高洁”。关于宝妙,一云“妙玉心中爱宝玉殊甚”,一云“宝玉与妙玉神契”。关于遭劫,一者“数固有定,文亦有意”,二者“甚矣慕清名者之必被浊祸也”,三者“以为一生矫伪之报”。如许评论或随俗或拔俗,却于气质、才华从略。至于妙玉结局,与其拟想种种,未若“了而不了,不了而了”。

新版《红楼梦》分层叙事的得与失

李少红的新版《红楼梦》以120回通行本(红校本)为底本,采取了同小说一样的分层叙事技巧。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著,这是以往各种影视版本的《红楼梦》都未曾做到的。电视的分层叙事与小说的分层叙事实际上并非一致,它简化了叙事层次,因而通俗易懂,故事流畅。但旁白的高层叙事与影像的主要叙事并没有协调到位,造成信息冗余与信息缺失,影响了该剧的艺术传播效果。过分强调旁白叙事,"采取神话与现实两条线同时进行",误解了原著跨层叙事的作用,强化了故事的虚幻感。

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王蒙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一

王蒙的《红楼梦》评论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征: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生活经验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思想观念与笔调文情汪洋恣肆。他敢于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理予以"概念化"表述,并在体悟、阐释、批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红学研究的"系统"。

《红楼梦》的“新神话”观照

《红楼梦》叙事有神话与现实两个层面,但当作整体看。整体看《红楼梦》是女娲炼石神话的续篇,一部从天上延伸到人间的"新神话"。"新神话"是对人间"乐事"的考验,"考验"的中心是"情",结论是人生如梦,情缘皆幻。为行此"考验",《红楼梦》中除仙人、仙事、仙境的直写之外,其人间描写的环境也属"幻境",人事的描写也"偶见鹘突",人物的设计也属"幻形",非如读者通常认为的"真的人物",而是为"谈情"所"特制",是理念化、道具化和模式化的,不可以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理解把握这部作品。把《红楼梦》作为艺术看,过去以《红楼梦》所写为"宝、黛爱情悲剧"与"贾府兴衰"的几乎公认的看法肯定是片面甚至歪曲的,应当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