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庚子事变后南洋华人对新政改革的评议与倡导——以新加坡华文报刊《叻报》为中心的探讨(1900-1901)

义和团运动后,为了挽回声誉,重振民心,维护清廷的继续统治,刚刚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就颁布诏令启动变法,让社会各界各抒己见,由此拉开十年新政序幕。华文报刊《叻报》在1900年前后紧跟清廷的时局,积极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和战争的进程,并对运动的失败和时局的败坏痛心疾首。当1901年初两宫诏令新政后,《叻报》仍然紧密关注清廷的动向,大量转载国内与改革变法相关的奏折和文章,并为新政建言献策,其中隐含着南洋华人群体希望国家民族自立与强大的爱国之情。

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新政与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清末新政时期,在图书馆"官制"确立的基础上,随着清政府颁行图书馆法制章程,地方士绅公共藏书楼思想与实践及封疆大吏的官办图书馆理念与实践的传播、影响及发展,使得西方图书馆观念得到广泛宣传而深入民心,从而在我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近代图书馆运动,并最终促使我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的初步形成。

清末东北新政与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发展趋向

以赵尔巽、徐世昌和锡良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当局领导的清末东北新政改革,是东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社会改革。虽然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这场变迁推动了东北城市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东北城市文化形态与习俗风尚向近代化转变,也促进了东北城市行政机构与市政建设的近代化转型,特别是对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清王朝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决定了东北城市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制约。

清末教育“新政”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以《教育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1年,清政府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挽救日益衰落的统治,开始实行"新政",教育"新政"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至光宣之际进入高潮,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而且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围绕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但透过这一时期各省的《教育官报》,可以发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背后,存在着经费投入不足,政府管理缺失;乡民抵制新学,官员敷衍塞责;新式师资缺乏,学堂生源不足;教育内容滞后,学堂环境恶劣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导致清末教育"新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是教育宗旨错位,办学者观念僵化;二是办学责任不明,素养参差不齐;三是民众对新教育认同度低,因废科举产生的文化归属感缺失;四是地方乡绅、"恶棍"把持学款,导致教育经费严重匮乏。尽管清末教育"新政"相对清末其他方面的改革最有成效,但也昭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教育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经费筹措与支出模式解析

清末新政时期,面对兴学经费短缺的情况,清政府不得不开辟出多种渠道并存的经费筹措模式,而在经费支出模式上则采取了偏重失衡的方式。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清政府财政实情的制约,而且还与兴学官员的教育理念及兴学实践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经费筹措与支出的模式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新政期间 ,清政府推出了“振兴农务”的新政策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令或措施 ,如农务行政机构专门化、引进近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放垦及奖励公司等。这些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度供给 ,显示了政府在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视野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在组织和发挥农业生产方面职能的进化 ,是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开端 ,符合时代之需要 ,因而构成了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及农业经济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

本文探讨晚清预备立宪过程中的司法独立改革。指出晚清时期开始设立专职的审判、检察机构,改变了以往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的地方官员兼任司法审判的做法,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变革的开端。而新的司法机构,不是像西方那样独立于王权之外并对行政系统行使有效的监督,因此,应该就是在晚清时代,奠定了设立专职审判机构但仍在行政系统领导之下的有中国特点的近代司法体系的基础。

《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是有误的,小说并非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谩骂"而作,而是起因于1903年李伯元及中国社会经历了对晚清"新政"由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旨在揭露"新政"腐败的根源和真相。它集中描写晚清"新政上谕"发布后,中国专制政体与国际化市场相结合,导致官员权力与金钱贪欲的无限制结合,以至权力和人格商业化,使官场腐败像瘟疫一样漫延的种种现象,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和"伪改革"的原因,呼应了唤起人们认清"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

端方:一个满族官员的民族主义及其政治取向

20世纪初,端方等官员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已不止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面临瓜分境地;在此关头,惟有努力改革,方可自强。在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上,端方既认同各族群统一的中国,又希望保持大清朝的统治,他主张平满汉畛域,融合国内各民族。端方的主张和认识,显示了中国政治和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向。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规范的监狱管理以及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清政府的监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以及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清末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兴起、发展及影响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甲午战败之后,白话报刊兴起,至维新运动时期,白话报刊掀起第一次高潮。百日维新的失败使白话报刊的发展陷入低谷。清末新政以后,清政府推行兴学堂、办报馆等措施,推动了白话报刊的发展。其间,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革命派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担任了一些重要报刊的主编和主笔,他们借助白话报刊这一平台,传播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不仅将白话报刊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促进了辛亥革命,也因为自身的白话报刊编撰实践,为此后的五四文学革命做了必要的人才储备和语言文学变革准备。

清末巡警部创建的历史考察

20世纪初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维护其统治的"新政"改良运动,改革警政便是其内容之一,并于1905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警务机关——巡警部,以指导全国的警政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警政近代化。

试述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及其特点——以清末为时限

袁世凯是清末一个新军将领,他的军事思想颇为丰富。学习西方,变革军制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培养各种新式军事人才,以适应编练新军的需要,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重视军纪建设、关怀士兵和对士兵人格的尊重,在袁世凯军事思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重视武器装备,是袁世凯军队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致力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袁世凯的军事思想还有着务实性和片面性的特点,即重技艺而轻战略,重训练而轻理论,重陆军而轻海军。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对清末陆军近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教育改革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晚清王朝"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政府开始了新政时期的军事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教育改革包括废除科举中的武举制度、创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构建军事教育体系等内容,体现出制度性、主动性、广泛性等特征,在充分评价这次军事教育改革价值的同时,也应揭示出其存在的流弊及局限。

晚清“新政”与新疆维吾尔族地区近代经济的萌芽

晚清的“新政” ,过去学术界多从清朝统治者为挽救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加以研究 ,几乎全盘否定。近年来 ,学者对旨在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的晚清“新政” ,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作了一些肯定。就是在地处西北边疆的新疆维吾尔族地区 ,晚清“新政”的推行 ,也在“练兵”、“兴学”、“商务”、“工艺”等方面有所变革 ,使新疆地区近代化经济有所萌芽。尽管这些变革和萌芽未改变其原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 ,但是却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是冲破新疆经济发展桎梏的有力武器 ,必然会由萌芽而成长、壮大。

近代以来中外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谈判

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 ,萌生于甲午战争前后。在知识产权中 ,专利权最早为国人所认识。但国人真正地比较广泛地关注知识产权 ,并对其有比较清晰、深刻的理解 ,却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此时 ,中外首次就保护知识产权进行了谈判。在保护知识产权谈判中 ,保护商标的谈判最为顺利。保护专利权、版权的谈判 ,比较艰难。经过谈判 ,中国与各方还是达成了一个互赢的结果。然而对保护知识产权 ,特别是保护版权 ,国人认识还是比较模糊。这也说明 ,保护知识产权 ,在中国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