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新剧运动的发生及影响

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新剧,既是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的过渡阶段,剧本创作逐渐取代幕表制,不断革新剧场艺术,也是对中、日戏剧资源的转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堪称中国台湾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锋。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加速了新剧运动的兴起,借助“剧场”这一舞台,新剧运动以思想启蒙为已任,尝试寻求自由、平等、解放的路径,以其反殖民主义精神在中国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四十年代延安戏剧改革运动

毛泽东是40年代延安戏剧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来指导延安时期的秦腔、平剧及秧歌剧改革为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倡导的戏剧改革运动不仅正确处理了解放区文艺发展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而且有效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问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实践,为未来新中国戏剧现代戏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戏剧运动

为分析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戏剧运动,在概括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陕甘宁边区的传统秧歌剧与外来戏剧以及陕甘宁边区历史文化与陕北新歌剧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传统乐舞、戏曲、秧歌剧、外来话剧等为其新歌剧艺术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陕甘宁边区的新戏剧发展与陕甘宁边区历史文化之间密不可分。

东北解放区“新型评戏”的生成机制与历史价值--以《戏曲新报》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解放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旧剧改革”的号召,以沈阳为中心,以《戏曲新报》为媒介,将通俗易懂、易于改造、观众广大的评戏作为首选对象。评戏“由旧转新”的过程,可概括为:首先,演员接受文字、历史、政治教育,以完成阶级觉醒与信仰重塑;其次,通过剧目座谈、编剧竞赛、节庆会演等方式进行打磨,使其从文本到演出全部经过群众检验;最后,各种身份的观众,以剧评的形式,集体参与“群众改编旧剧运动”,作为共享文化空间的“新型评戏”由是形成并不断更新。“新型评戏”远不止于一种改良形态,它是新生政权政策实践的首批成果,代表“旧剧新生”的成功尝试,为新中国“戏改”运动提供经验借鉴与有力背书。

从《中山狼》剧本的改编看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它在催生新剧的同时,也极力改编旧剧,使戏曲艺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大众面前。根据明代康海所作杂剧《中山狼》改编的新剧,就很好地体现了戏曲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研究该剧新旧剧本的异同,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

韩中现代性戏剧发生期的两次转变比较研究

韩中两国现代性戏剧的发生、发展史极为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出现改良传统戏曲而成的过渡性戏剧:唱剧(韩)、改良新戏(中),然后再接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而创造出了早期话剧:韩国新派剧和中国文明戏。在这一过程中,韩中两国戏剧史虽有差异,但还是相似点更多。到了从早期话剧到现代话剧的转变时期,韩中两国戏剧史才出现了分歧:中国文明戏早就衰退,没有影响到五四话剧,所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话剧运动的发展比较顺利。但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概否定所有的戏剧遗产,导致戏剧实践上有过一些困难。而当时韩国的新派剧还没有衰退,话剧运动的发展不得不与新派剧竞争,经历了不少磨难,其发展速度也比中国同时期话剧慢得多,但在种种困难之下坚持话剧运动的艺术精神绵绵不绝,至1930年代方得以实现。

《一只马蜂》——丁西林的戏剧语言先锋之作

丁西林剧作的语言被认为在中国现代戏剧中独树一帜,他不仅通过文体的杂糅而写出一种书面化的白话文,同时利用丰富的修辞来构建语言的文学性与多义性。但是鲜有论者结合白话文运动、早期新剧的发展等历史背景,并具体到词汇、句法与修辞的层面来分析其语言的特点及历史意义。运用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的方法,透过跨文化的视野,从文体和修辞两方面来探讨他的处女作《一只马蜂》的语言特征,说明剧中的隐喻表明该剧的确是作家的一篇戏剧语言先锋之作。

不一样的生成: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戏剧次场

借助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围绕新文化运动时期戏剧观念与实践,从而避免了单一视野对事实的遮蔽,尽可能对历史现场加以阅读。通过梳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戏剧争论与现实的互动,有助于厘清出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戏剧次场的生成逻辑:基于政治理想的斗争与占位,其中涉及对经济资本的反抗。旧戏与文明新戏对经济资本的臣服已然不适应戏剧次场所被要求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戏剧争论与现代话剧的生成展示出别样色彩,其根源来自于紧张的社会场关系以及对戏剧社会功能的共识。

浅谈中国歌剧的发展

中国歌剧发展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间,中国歌剧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传世作品,在跨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以及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对中国歌剧的创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中国歌剧的发展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场挑战,只有积极面对,才能使中国歌剧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广东戏剧研究所相关史料补遗--兼及对该所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的思考

由于存在时间较短和资料缺乏等原因,学界关于欧阳予倩先生1929年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不多,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有所忽视。广东戏剧研究所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以及整个华南地区戏剧教育和音乐教育的发展,集聚和培养了一批戏剧、音乐和其他艺术人才,并与后来的私立广州音乐院和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所存在延续和传承的关系,在近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从“新剧”到“国剧”:华美协进社与中国现代戏剧转型

华美协进社虽非专业戏剧社团,却与中国现代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其诞生前后,即1924年“国剧运动”在纽约发起至1930年梅兰芳访美,它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以杜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美学和以马修斯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演剧模式的引入;它倡导戏剧发展方向从“为人生”转向“为艺术”,积极探索戏剧的各种形式要素;它打破20世纪初中国对国外话剧的单向接受,努力建设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融合的“国剧”。本文对该社诞生前后中国戏剧发展轨迹的变化进行探讨,尝试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中国现代戏剧史。

左翼色彩、在地意识与本体探索:跨国视域下的“南洋新兴戏剧运动”

作为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系统的戏剧运动,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南洋新兴戏剧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倡“南洋色彩”,突显了新马华人作家的本土意识与在地化认同。同时,受到中国左翼思潮尤其是“革命文学”话语的影响,新兴戏剧运动也表现出强烈的左翼色彩,并自发探索现代话剧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表演性特征,从而在理论上开始了从“文本”到“舞台”的本体转变。从跨国化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视域来看,“南洋新兴戏剧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困境的反应,还是对中国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认同,更是对新马地区自身发展的探索。

《新剧史》与中国早期话剧史考略

《新剧史》一书,是我国成书最早、记述最详备的第一部编年体话剧史。本文在大量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该书各个组成部分——春秋、传纪、本纪、轶闻、杂俎的学术研究价值,以及校勘、流存的情况,并对其所存在的瑕疵作了归类分析,从中也可一窥中国早期话剧的活动情况。

新文化刊物与五四戏剧运动——以《新青年》《新潮》对外国戏剧的译介为中心

以《新青年》《新潮》为首的新文化刊物,不仅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前沿阵地,也为五四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新青年》《新潮》本着为中国文艺之复兴寻求新路的精神,合力引进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介绍多种戏剧类型和风格流派,促进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理念的传播和戏剧范本的输入,为现代话剧创作树立模板,并提供多种典范,从而使五四戏剧充满活力,为中国话剧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从技术到制度:18至20世纪男旦跷功兴废与社会变革

跷功,作为男旦表演女性的辅助工具,经历从清代中期的风靡一时,到清末民初被推到了舆论巅峰,再到20世纪50年代被正式废除的曲折历程。男旦跷功这一原本属于技术文化层面的戏剧功法,在二百余年的时空发展历程中,其复杂性超过了其他戏曲道具,为我们从新文化史视角来反观大时代变迁对文化的影响,探索社会变革风潮如何起于青萍之末,时代的大背景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影响到了技术和工具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清末民初以来巨大的社会变革致使男旦跷功这个曾经的戏班法宝,走到了技术性失语和审美鄙弃的双重窘界,最终在新中国文化变革的浪潮中被正式废除。

“现代戏曲”与戏曲的现代演变

现代戏曲的"现代"不是时间范畴,也不是题材选择,不应是现代思想的宣教工具,不应是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而是具备现代性品格的戏曲创作与演出。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戏剧转型时试图用散文化的话剧取代韵文式的戏曲的努力未能成功,戏曲现代化的重心才转向对戏曲的改造。一个多世纪来,戏曲在艺术形态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它从广场和厅堂艺术转换为剧场艺术,由此促进了戏曲剧目的整体性倾向和精致化追求。这些改变或有现代性内涵,但只有在坚持戏曲化的前提下才具积极意义。而要确保现代戏曲仍是戏曲,对现代性的多元阐释是不可忽略的前提。

从日本人眼中看中国接受易卜生作品的过程——以五四时期为主

不管中国戏剧还是日本戏剧,易卜生作品都带给两国戏剧很大影响。通过对易卜生作品的接受,中日两国戏剧才形成了现代戏剧。易卜生作品接受过程包含着剧本内容、舞台剧形式、戏剧理念等多方面。这种现代戏剧在中国叫做话剧,在日本叫做新剧。本文探讨中国对易卜生作品的接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