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否正走向终结——特朗普政府“新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评析

虽然特朗普在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从其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上台后不久采取的措施看,其基本经济政策的走向应该是明朗的。特朗普的政策核心是所谓"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即不管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国内的现有条件,力推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重振美国所谓的"伟大"。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转向并非全盘否定基本的自由市场理念。他试图实施的是一种"新干预主义",其内涵是遵循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原则有选择地干预经济生活,同时又有选择地推进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干预结合起来。特朗普的"新干预主义"是有选择的干预。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欧洲社会党“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为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问题而提出的一套治国理念和对策。其内容主要是 :以积极的福利政策改革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 ;通过实行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的中间性政策 ,寻求新形势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新平衡 ;超越传统“左”、“右”政治分野 ,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政治式微的现实 ;界定新的民主国家范式 ,以求解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困境 ;提出国际关系新准则 。

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钟摆运动及其启示

16世纪中期以来,倡导干预主义或放任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中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钟摆运动。尽管西方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有所不同,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直存在,区别在于干预力度的大小,而且这种干预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新常态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新常态"之一。为了在经济新常态这一大环境中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政府应该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基于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历程展开分析并探讨这一历程对我国当前的启示。

证券市场新干预主义监管理念探讨及体系构想

后危机时代在对证券市场监管行为的检讨中发现,不恰当的政府干预并没有有效地改善市场失灵的状况,因而研究如何适度发挥政府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回顾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化过程,在分析我国现有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缺陷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界定了新干预主义监管的内涵、准则和监管体系的构建。新干预主义监管从微观主体角度出发,主张适度干预,旨在解决证券市场监管低效的情形,保证其持续健康高效的发展。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理论和政策方面明显的“存异”和“趋同”现象。“存异”主要体现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取向之间的互不相容,“趋同”表现为两者之间互相吸收对方合理的理论并进行综合。“存异”和“趋同”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两大“转换”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转换,即由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转换。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滞胀”又促成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衰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互相接近,形成西方经济学“趋同”的发展方向。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发展]变趋势,有助于对其理论主张和政策的时效性形成清醒的认识,同时把握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新干涉主义视角下美国的海地政策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外军事干涉政策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美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奉行一种不受国家主权限制和联合国约束的新干涉主义,美国对海地政变的军事干预就是一例。海地危机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入美国,威胁到美国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美国政府为海地政变开出一剂民主处方,不惜动用武力恢复海地的民主政权。然而,美国对海地军事干预的人道主义初衷和民主目标均遭遇现实挑战。

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比较

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中干预主义都涉及市场失灵的问题。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主义都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效果表示质疑。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论“新干涉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

北约干涉南联盟后 ,“新干涉主义”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 ,其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构成冲击 ,阻碍中国实现国际战略目标 ,干扰中国处理内部事务和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干涉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因此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

布莱尔“国际主义”的背景、特点和实质

对布莱尔提出的“国际主义”的背景、概念、特点、内容和实质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和探讨 ,认为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新形势下的表现 ,这对于正确处理目前我国的外交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新干涉主义的不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西方国家以新干涉主义为借口 ,频频干涉别国内政 ,民主和人权日益被作为意识形态武器而成为地缘战略的掩护 ,我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应对此保持警惕。从国际法角度出发 ,着重分析了新干涉主义对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的违背 ,并指出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才是国际关系的基石 ,任何状况都不能动摇这一点。

德国产业政策的路径变迁与启示——基于《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分析

根据贸易理论的演进,西方国家贸易行为经历了保护主义—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三个阶段,随之对产业政策的态度也多次转向。《国家工业战略2030》是德国政府出台的干预力度较大的扶持本国产业的政策实践,反映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强调产业链闭环、科技创新主导的同时,正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从崇尚市场自由化转向加强政府干预,从全面扶持转向扶持重点产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产业政策应当改变原有范式,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福利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与竞争政策、区域政策等协调配合,强化产业政策的社会性目标导向和对社会福祉的创造功能,提高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社会保障中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市场机制

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自动均衡的理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便是在经济危机形势下对国家干预主义的一次大胆实践。国家干预主义，是围绕国家干预思想形成的各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和分配职能。国家干预主义既是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某个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本文通过对为应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而开展的罗斯福新政的分析，来阐述社会保障思想中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受国家干预主义影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国际法上的政府承认与新干涉主义

捆绑式利益团体规模的扩大和战后国家利己主义理论的发展是过急的"政府承认"在国际法实践中不断被运用的原因之一。人道主义在绝对主权的"壁垒"之内的"无效化"决定了过急的"政府承认"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而承认国做出过急"政府承认"时的主观故意属性和客观干涉效果的取得是其应纳为新干涉主义范畴的重要依据,应在国际法理论中明确过急的"政府承认"的非正义性,并将"有效统治"作为"政府承认"的前置条件。

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的全球产业治理:基于美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思考

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在世纪疫情、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发生了重大调整,以产业链韧性和国家安全为目标的新型产业政策兴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重组。西方大国产业政策的战略化、显性化、普及化甚至工具化、武器化,使得国家主导产业政策的跨国合作与协调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也对全球产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以新型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全球产业治理,不仅有助于丰富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体系,同时也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治理实践提供策略思考和实施路径。

当前西方大国对非洲干预的新变化:理论争鸣与实证分析

当前,西方大国对非洲的干预在理论上摒弃了"新干涉主义",而采用"保护的责任"。"保护的责任"关键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其在理论上存有争议。正是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西方能够以"保护的责任"之名,实施干预非洲事务,实现自身利益之实。西方大国对非军事干预的新特点表现在:争取联合国授权,获得干预的合法性;打着"道义"之名,推行"霸道"之实;采取多边合作方式,减少干预成本;利用大众传媒,引导民心民意。其结果却是造成了非洲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和非洲自主安全合作的弱化。

西方干涉决策的规范性转向论析

在近年来新干涉主义日益抬头的背后,是西方干涉决策逻辑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从传统的现实可行性向着后现代的道德必要性的转变。西方不仅亲力推广新干涉主义,同时积极利用其既有优势,推动道德必要性借口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的扩散,并对具体干涉手法加以调整,以便为新干涉主义争取更大合法性。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干涉决策逻辑的规范性也有其客观支持,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发展和个人权利革命及由此而来的国际道德标准提升,而安全概念泛化和国际权势转移也被其当作有力的助推力量。西方利用国际道德标准推动干涉决策逻辑的根本转向,旨在强化其规范性霸权以应对物质层面的国际权势转移。中国需要密切关注西方干涉决策逻辑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在外交战略和政策中强调国际社会的底线伦理与道德追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通过集体主义方法倡导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道德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