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

左翼电影出现于1932年,到1935年,其最高代表作品《风云儿女》表明,中国左翼电影已经从整体上融宣传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影片在都市意识和电影市场意识规范下的叙事策略,既是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的制片路线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的基础,也是一年之后新市民电影全面取代左翼电影成为唯一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开始,而二者间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值得注意。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左翼电影、国防电影与新中国电影的血缘渊源——以1937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青年进行曲》为例

新华影业公司出品于1937年的《青年进行曲》再次证明,作为国防电影升级换代的母本,左翼电影与1949年后新中国电影的思想品质和艺术表现形式,存在着诸多的内在逻辑关联,拥有相同基因谱系并且形成事实上的隔代遗传。在三者血缘相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性不仅决定着新中国电影中人物的正反面形象,还使得"大脸"成为女性正面人物的主流脸型,"狐狸脸"则沦为有钱阶级-资产阶级女性人物的标准配置。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新旧电影中女主人公的道德站位——兼析1934年的国粹电影《归来》

主题和题材局限于家庭伦理、婚姻恋爱以及武侠神怪的旧市民电影,女主人公多有道德瑕疵甚至性别原罪,或者身处道德低位。左翼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几乎全部出身于社会底层,即便是成为性工作者,也是品德高尚,大则忧国忧民、心系国家民族,小则鄙视金钱名利、无私奉献,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指向或曰革命性的道德光辉。有条件地抽取借助左翼电影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其女主人公更多的是体现超阶级性的人性情怀和更符合新时代潮流的道德情操。《归来》之所以是国粹电影,看上去讲的是作为原配的女主人公回归妻子、慈母原有的道德高位,实际上是编导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传统文化背景下,面对严酷现实,对家庭宗法伦理的道德强调、给出的价值理念指南。

1930年代新市民电影的盛装返场——以2010年的《让子弹飞》为例

影片中的历史景象不全是编造出来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故事里的人物和事情还可笑,这就是魔幻历史主义的创作态度。把可笑的历史以故事的形式演绎成电影并在市场上大卖其钱,这就是科学现实主义的制片策略。是的,这样的电影很庸俗,但庸俗自有其道理;这样的制片方针和讨巧设计,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早已有之,那就是新市民电影。《让子弹飞》中就是新市民电影在2000年以后大陆上映的新版本,也是继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之后,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的姜文,面对市场生态做出的选择之一。

第三种声音:1930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有新、旧之分,宣扬抗日救亡、为弱势阶层发声的左翼电影属于新电影,这是学术界多年来的公论。但研读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1938年之前的电影文本就会发现,新电影还包括有条件地抽取借用左翼电影思想元素以扩大市场份额的新市民电影,以及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社会革命立场,同时又反对新市民电影侧重都市文化消费的国粹电影。国粹电影生成于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在对待传统文化大是大非的态度上,摒弃了以往旧市民电影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取用原则,代之以选取优质资源,试图在新时代潮流中为故邦找寻家国一体的立身之本、确立强健民族新生命脉动的努力。作为第三种声音,国粹电影不仅即时进入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电影多元化的新一代话语编程体系,而且成为其结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路天使》:新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基于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背景的审视

《马路天使》的新市民电影属性,决定了影片中左翼电影思想元素和国防电影(运动)背景的表现。而影片对视听语言中歌舞元素尤其是主题曲的强化运用,不仅巩固了新市民电影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主流地位、扩大了其世俗主题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典制作模式和承载的民族精神,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对陷期区电影民族文化及风格的摧残,为战后中国国产电影的快速复兴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基础。

《脂粉市场》(1933年):谢绝深度,保持平面——1930年代中国新市民电影读解之一

明星影片公司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的贡献,是在左翼电影兴盛并成为电影主流之时,在及时借助左翼文艺元素、整合旧市民电影制作传统与审美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强大庸俗力量的新市民电影类型。《脂粉市场》既为同一年新市民电影的代表作《姊妹花》提供了艺术和市场的制作实践,又为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提供了文本资源。

左翼·国家·商业——孙瑜电影、“缝合的左翼”及当下意义

中国左翼电影的传统及其复杂性正被学界重新认识。其间,作为左翼、国家、商业多重话语冲突与协商的文本,20世纪30年代的孙瑜电影带有症候意义:以活跃的女性叙事为耦合,借助“乡女进城”模型,其作品完成了经典左翼话语的输出;经由进城乡女在城市历险中的成长与献祭,影片嫁接起左翼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而对现代女性的身体凝视、浪漫传奇的快感消费、情欲化女性的纯情化圣女化归位,则同时释放了商业话语的欲望诉求和道德诉求。从30年代的孙瑜电影进入,左翼电影的复杂面向及传播逻辑得以部分敞开,而这种“缝合式”左翼电影传统也为当代华语新主流商业电影的生产及传播提供镜鉴。

不同于旧市民电影的旧,也有别于新电影的新——国粹电影《人海遗珠》(1937)读解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有了新、旧之分。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新电影除了左翼电影,还有有条件地抽取、借用左翼电影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以及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社会革命立场,又反对新市民电影的都市文化消费主义,同时又具有旧市民电影不曾具备的新思维的国粹电影。《人海遗珠》以母亲形象和女儿形象的道德担当为切入点,体现的既是家国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在新的时代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新定位。这是朱石麟、也是国粹电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进一步丰满和持续阐释,更是国粹电影的文化主张在1937年的新标识。

蓝苹主演的《王老五》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影片——管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国产电影

新市民电影原则上都会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反映和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采取相对温和的批判态度,同时奉行新技术主义的制片路线,并以此作为市场营销的主导方针。因此,反映民生基本问题尤其是底层男性性资源获取困境的《王老五》,〔1〕就成为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其在沦陷区上市公映的国产影片之一。由于影片的摄制和公映横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阶段,因此,对影片的文本分析,就成为观照中国早期电影历史转折时期的平台之一。

1979—2018年中国软硬电影理论之争学术研究综述

中国软硬电影理论之争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很快地由学术理论之争而变为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张斗争。这种影响持续到当代学者对软硬电影理论之争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三个维度。针对1979年到2018年大陆对软硬电影理论之争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进行梳理与阐述,并对软性电影论者所拍摄影片的复原和读解、理论论争的结果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所造成的电影观念上的影响等问题做出相应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红色电影的演进理路与成功经验

在电影进入中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就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出发,成功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以此形成党的红色电影文化体系并且成为国家电影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要组成部分。紧随其后的“人民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浪潮,书写了当代中国电影的重要篇章。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红色电影传统及其内在发展理路进一步和合共生为代表国家电影工业水准和文化软实力形象的“新主流电影”,将党领导的红色电影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与文化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电影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源于始终坚持“人民性”的根本方向不动摇;与时俱进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中国文化经验的深刻认知,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敏锐思辨。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原在势能与“左翼”影响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中国电影历史发展有着时序连续性和明显变异性的两个时期。创生并成型于20年代的本土电影"良心主义-影像传奇叙事"的"观念-美学"体系,历经"国产电影运动"文艺片到商业电影浪潮类型片的延时流转,进入30年代又面临电影业界内部和社会历史语境外部的双重激变。这使得30年代的中国电影较之于前更具复杂性。从历史动力学的视角考量,内隐于中国电影自身的原在势能和强势的"左翼"影响是造就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主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