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身份认同

"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共同存在、不可分割的两个命题,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并相互印证,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解和阐释才会比较全面和深刻。"思想启蒙"曾被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涵的主要特征,但"文艺复兴"却暗潮涌动,且日渐成为主流话语;"思想启蒙"则被反思、质疑或遮蔽,出现了从"反叛传统"到"回归传统"的话语转向。对于"思想启蒙"与"文艺复兴"的不同定位和价值确认,关系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的资源、路径和功能等问题。"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拥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联系,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则被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期许。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翻译界、出版界与读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热情高涨实有其因:人们从中发现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颇为相似;中国启蒙先驱者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获得鼓舞,确认了由文学启蒙到思想革命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俄罗斯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最让中国人感动;俄罗斯文学犹如大草原一般宏阔、雄浑、苍凉、悲怆的整体风貌,优秀作家千姿百态的独特风格,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审美吸引力。

“五四”时期“新教育”何以可能

"新教育"是"五四"时期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以提倡和实践教育民主化、教育科学化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新教育"实验提高了当时中国的教育认识和实践水平,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由于教育自身和教育外部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新教育"的前景自然不容乐观。"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试图从教育和社会两个方面,来探寻使"新教育"走出困境的路径。

“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试论五四新文学早期小说中的爱情表达

五四新文学早期 ,大量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关注爱情主题 ,试图探索爱情中情感与欲望的新关系 ,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欲望的态度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无助的精神逃避 ,扭曲的欲望表达和真实的欲望书写。文章阐述这三种思考与表达 ,分析这三种表达所内蕴的作家的思想意识 ,并由此指出作家们的总体追求的意义所在。

个体启蒙的另一路向——个人主义话语背景下“五四”新文学形式的变革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高涨的个人主义话语背景下,文学形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大量出现,这一变革隐含着新文学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作家自我的内心倾诉和情感体验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二是日记体、书信体的流行,这一形式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因此获得了许多新文学作家的青睐,也产生了不少名篇。在新文学发生之初,形式的变革在一些起步之作中有引发情感泛滥与创作雷同的趋势,但也使得新文学具有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品质。

试论"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中的外因影响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中国小说创作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程中,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到其他作家、流派、团体的小说创作,几乎无不受到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这种冲击、吸收、融合、创新的情况下,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走上了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五四时期反对派的挑战对于新文学的意义

五四时期,林纾、章士钊与学衡派从不同方面向新文学挑战,因而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多以反对派的角色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林纾对传统失传的担忧,章士钊的民族主体性观念和新与旧、雅与俗的辩正观念,学衡派尊重传统、捍卫汉字、循序渐进的渐进改革观与内涵丰富的文学观,对于新文学来说具有程度不同的积极意义,对此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