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

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商业逻辑,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和管理规律。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挖掘儒家伦理在新商业文明重塑过程中的精神价值,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逻辑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辨析了传统商业文明与新商业文明的内涵差异,分析了儒家伦理与新商业文明在价值内核方面的内在关联,进而从个体、组织和系统等层面梳理与新商业文明相契合的儒商型企业的商业逻辑。最后选取海尔集团为儒商型企业案例,解析其从人的价值第一的企业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利益观和共创共赢、和谐共生的发展观三个维度打造儒商型企业的实践路径。本文不仅挖掘了儒家伦理在新商业文明重建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价值、路径和经验,而且为新时代企业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论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

站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高度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 ,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等三个方面 ,分析了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的美籍华裔学者、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 ,指出其在理论上创新及其意义与理论上的不足和缺陷 ,揭示了杜维明文化哲学思想对 2

文化激进主义的矛盾与局限——新文化运动百年沉思

《新青年》冲决帝国儒教之思想牢笼的反孔教运动,以终结孔子及儒教的正统权威,而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旧文化"与"新文化"古今之变的分水岭。就儒学而言,新文化运动亦为一场现代儒学之除旧布新、去芜存真的革新运动。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将欧化与传统视为黑白二分、善恶对立的二元文化整体,其重变革轻认同的阙失,则源于其重时代性轻民族性的进步主义文化观。百年中国,文化思潮之激进与保守、反孔与尊孔两极振荡,其"变革"与"认同"的主题变奏,表征着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曲折历程。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状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儒学在新时期的定位、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论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在 2 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 ,新儒家对现代化进行的哲学探索 ,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努力。为此 ,从对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思考、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和文化哲学的探求等三个方面 ,具体分析了在海内外哲学论坛上的活跃人物和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代表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新生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质及其意义。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兼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

文化发展的积累性和延续性决定了中国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不能割断民族历史;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又是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这决定了固守或复归传统文化同样无法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只能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正处于自我否定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应当坚持以我为主,以现代化的取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坚持“双百”方针,着眼于促进民族文化的生长与融合。当代新儒家认为传统文化本原圆满,外用不足,主张“返本开新”,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古今交汇、渗透、融合、创新的学术盛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 ,由西方传入的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方法相衔接、融合而为学者们所关注 ,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方法。注重生命和意境的现代新儒家便是典型代表。他们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扬波而起 ,在方法论上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劢讲非理性的直觉 ,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 ,再到牟宗三讲智的直觉 ,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

试析现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质

在近现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中,作为保守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一派,现代新儒家旗帜鲜明地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精神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源头活水。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更多地以形而上学的理路阐扬儒家思想,在明确地以承续儒家之"统"为精神抱持的同时,又蕴涵着相当浓烈的现代诉求,从而呈现为既充满矛盾却又有其一贯性的理论形态。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古典主义”阐释

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论题的拓展性探究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一个被遮蔽了的研究论题:古典主义在中国;二是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新月派文学创作之现象分析;三是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展开"古典主义在中国"论题研究的视境,不仅可以勘探性定位、指述与审视古典主义与儒家传统学说的内在偶合性的思想蕴涵,而且足以使人们透过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20世纪文艺创作现象之新视点勾勒、总汇与披露而获得一种理性启示的思想张力。

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述论——兼论现代新儒学“开出说”的理论困境与未来走向

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历史困境的解构性认识和近代"中体西用""西化"思潮与现代社会危机的反思基础上,熊十力通过"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建构,实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进路的现代重建。他的"内圣外王"思想也成为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文化纲领的理论原型,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枢纽性的意义。但是,自熊十力以来,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在"外王"层面却建树有限,因为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客观历史实践层面的解决。只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在现代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才能真正地开显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生活实践的维度,应是现代新儒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间际生存与异域书写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概念,间际生存,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归纳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基本属性及其在异质文化环境里的书写行为方面和文本上的表现类型。在这一概念的引领之下,文章论述基于中西文化在单一精神原则上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对个体异域生存之思维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异域书写的本质和价值。论述过程也顺带展示了此一概念蕴含的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理论框架,以期推动华文文学研究再进一步。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基督教精神如何进入贺麟心学之思

在留学美国期间,基督教精神不仅以感性的方式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而且以理性的方式渗入他的理智生活,这给他的"新心学"注入一股活的动力,为他的"新心学"构思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他对"太极三义"、"心即理"的解说背后和对儒者气象的诠释背后,都隐含着基督教精神的影子。贺麟理解的基督教精神潜移默化地沁入到他的心学之思的内部,成为"新心学"的一个内在向度,这使"新心学"呈现出与其他现代新儒学相当不同的宗教哲学特征,使他在思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话题时多了一个宗教化向度。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新儒家的诞生——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政治条件与结果

中国传统儒学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于清末开始了向现代转换的进程,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洗礼后,现代转换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小高潮,现代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小高潮的明显标志。中国政治条件的诸多变化在传统儒学现代转换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方面,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政治运动等改变了传统儒学的核心政治观点,从而使儒学有了传统与现代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西学东渐通过学术体系及政治实践等,在政治价值观上对儒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现代新儒家的主流也认可和承认民族与民权等政治价值。

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