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新主流文艺的新情感与新叙事——以电影《战狼Ⅱ》《流浪地球》为例

本文以近年来两部重要的电影作品《战狼Ⅱ》《流浪地球》为例,来说明新主流文艺如何传达出与当代观众有着强烈共鸣的新的主流价值观。本文指出,新主流文艺最为独特之处,是创作者不断在影视等大众文化作品中,以新的叙事方式去表达属于当代中国的新情感。本文认为,中国的新主流文艺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上取得重要突破,既在于中国长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构成的强大理论基础;也在于中国的创作者们,扎根于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不断尝试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吸收传统中国的艺术感觉,去创造属于当代中国的新艺术表达。

现实主义的回归与开拓--以新时代乡土书写为中心

新世纪以来,乡土现实书写面临困境,阎连科长篇小说《受活》的后记《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一度引发学界关于乡土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的争论。乡土书写中“现实”向“现代”的转型,“写实”到“象征”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故事叙述的过度偏重,由此产生失真、浅薄等问题与弊病。进入新时代的乡土写作力求突破这一困境,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之间的有效关系,重振乡土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动效应。作家通过如盐入水地走近乡村,深入肌理地采风与考察,探知与体认当下真实的中国乡村。他们的创作经由风土人情与民风民俗的融入,乡村日常生活的刻画,贴近真实、贴近自然、贴近土地的书写姿态,使得民间文化资源与现实主义风格互构,赋予乡土写作新生意义与审美特质,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路径。

新媒介、新幻想与新现实

现实主义是一个随历史变迁而不断调整的概念,其在新媒介文艺中展现出诸多新质,网络文学为探讨新媒介现实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互联网上出现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将印刷文学理念生硬搬上网的移植现实主义作品,为获得政策扶植或奖项等进行题材定制的功利现实主义作品。当前网络文学中,即便是描写现实生活也多借幻想手段,这并非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是传奇和幻想在网络上具备更强的媒介适应性。其实,网络文学并未偏离现实。跨界融合的新类型、差异运用的新手段、即时反馈的新经验,反映了网络时代更深层的现实。幻想和现实的斗争与融合,促使网络文学在曲径中探索表达的通途,新媒介文艺领域频繁涌现的内在矛盾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持续变革和不断拓展。

网络现实主义及其反思——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再现性与网络性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是网络现实主义的典型形态,再现性和网络性是其鲜明特征。再现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正是实现文学再现的必要条件,其指向的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向度;网络性则是网络现实主义区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现实题材网文带有虚拟性、空间性、游戏化等“数码人工环境”的印迹,充满“网感”特质;现实题材网文较好地平衡和融合了再现性与网络性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网络性再现的“新现实性”,应坚持“正面引导”和“全新的眼光”融合的批评定位。

论创造社的“转向”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创造社集体“转向”事件,不能单纯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学社团的政治抉择,而是中国现代“文心”重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创造社是一个自带革命基因和道德纯洁主义倾向的浪漫派社团。他们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洗礼”,坚信马克思主义人学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的正义性。在创造“革命文学”这一总目标下,他们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与人性论者和写实派作家展开了论争和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等命题的思考,为建构集体主义美学与现实主义文论铺平了道路。

新东北作家群与东北文学——兼论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可能路径

新东北作家群是近年东北文学崛起的写作主力军,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密切关注国企改革下东北两代人的命运沉浮,结合自身成长经验书写新一代东北人的生存困境,触及社会历史等深层问题的探讨。在此背景下,新东北作家群在近年丰富且连续的创作中也逐渐开拓丰富了东北文学创作,进一步探索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可能路径。新东北作家群将立体新颖的小说叙事和独特的东北意象结合在一起,使新现实主义创作路径更为多元,在具有了“人”的维度同时更有叙事的哲思。

新时代中国电视剧中现实主义的四种范式

新时代中国电视剧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出现了四种表达范式:日常型现实主义、理想型现实主义、奇观型现实主义和汇通型现实主义。这展现出当前中国电视剧中现实主义的坚韧度和拓展力。其坚韧度在于其日常型现实主义和理想型现实主义作为主导型范式都在新时代延续下来并呈现出表现力和影响力。其拓展力表现在奇观型现实主义和汇通型现实主义旺盛生长,它们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加速发展和作用显著的现实主义的新兴范式,有望给后世留下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还需注意的是,在这四种范式中,现实主义精神在同中国式心性论传统的交融中产生了新颖的化合效应,这导致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成熟之作的涌现,进而在其中出现了两种新形态,即在个体心结深描上迈步和塑造具有现代君子式人格风范的典型。

新世纪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新变与视角转换——兼论几种理论视角的指向性

现实主义理论裹挟着9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的“消逝”诗学进入到了新千禧年,新世纪的前十年将那种世纪末的焦虑转变为了自我隐遁与祛魅,不同话语主体曾经信心满满地建构的权威话语被搁置且不再被信任。直至2011年,阎连科以“神实主义”这一带有颠覆性的概念撬动了长期以来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认知。尔后,在后理论的语境中,符号学视野、科学主义视野、文体哲学视野以及新媒介所带来的新的认知模式试图从文本实践和理论阐释的不同角度重建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有效性。本文基于新世纪的理论语境,聚焦于现实主义在新世纪的讨论,结合相关的现实主义文本实践,梳理现实主义理论在新世纪的话语新变,并探讨现实主义理论的文体路径以及内转指向。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沙尔古诺夫小说《乌拉!》中的作者形象研究

新现实主义在当代俄罗斯自由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旨在恢复传统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中的批判精神和意义追求。这一文学运动既借鉴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也融合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先锋技巧,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态势。谢尔盖·沙尔古诺夫是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篇小说《乌拉!》展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美学特色。小说采用自传式叙事,讲述人和主人公的“我”与作者本人的形象高度重合,使得对小说中作者形象的研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本文利用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理论,分析《乌拉!》中不同语层的修辞特点,旨在揭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深化读者对俄罗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解与鉴赏。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理论“误读”: 再论太阳社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引介与运用

在1928年中国左翼文坛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率先译介了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以此作为“新兴文学”重要的理论支柱。太阳社关注“藏原理论”,既是缘于新兴文学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艺理论诉求,又存在与创造社“理论竞备”的现实契机。而“新写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及其演变轨迹,实际与太阳、创造二社同茅盾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相伴相生。在茅盾与钱杏邨的对话关系中,正是对于“新写实主义”之无意/有意的误读,部分造成了论争的错位、激化,并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路径及走向,“钱杏邨理论”与“藏原理论”之差异亦由此呈现。钱杏邨的理论取舍与得失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早期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实践的普泛性困境。

水火交融:“新主流”背景下香港动作电影的暴力美学展现

香港电影历经了起起伏伏,但始终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纵观时下电影,从制作构成上看,港产动作电影已占据半壁江山,而从影片类型上看,“新主流电影”同样是中国电影的中流砥柱,“新主流”已然成了中国电影共同奋进的新赛道。同时,动作片以身体美学作为美学表达基础,港片在此之上又发展出了独特的“港式暴力美学”。其大致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表现形式上暴力元素的坐标移位;二是内核上动作电影的文化合流。该文着重论述了这两个特点的呈现。“新主流”背景下对香港动作电影暴力美学的探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港片的流变,并为之后的电影创作提供指导。

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时期初中国大陆的传播

本文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时期初中国大陆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传播策略的考察,具体阐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历史。其中对中国知识分子传播目的与阐释方式的研究,不仅可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化进程,亦能反映出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对传播过程的权力制约。

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接受与阐释

现实主义在晚清以"写实派"的概念引进中国,"写实主义"在"五四"时期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五四"时期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科学和进化论两个重要的背景,"理想的写实派"是"五四"文学的理想形态,这是1930年代接受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1930年代初,"五四"时期普遍使用的"写实主义"这一概念经过重新翻译,以"现实主义"的译名基本固定下来,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成了现实主义定义的核心内涵。抗战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诠释与争论,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关真实性、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

许鞍华影片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特色

许鞍华影片的新现实主义创作特色,不仅继承了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精神传统,而且富有自己的风格。其在社会底层边缘人物形象的多元化方面、主要人物形象对待自身生活命运的态度改变方面、综合自如地运用生活化和剧情化叙事方面以及将百姓日常生活与节庆文化很好融合再现生活真实方面等,都很好地服务于再现香港社会生活真实、时代发展变迁和塑造社会普通人艺术形象的任务,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她电影创作接地气的细腻及与时俱进。

都市风景的两种色调——方方与池莉小说的诗学审视

以“新写实”著称的方方与池莉 ,是两位擅长以中篇体裁进行都市写作的女作家。虽说她们都对批评家总是将她们俩相提并论不以为然 ,但事实上 ,都立足于中南重镇武汉进行写作的这两位作家 ,她们的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对都市民众的生存关怀 ,在各自的文本里勾勒出一幅城市风景。尽管如此 ,两位作者各自的审美取向却大相径庭 ,而且在艺术成就上的确也不能相提并论。

“新写实小说”的自然主义美学特征

发轫于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自然主义小说建立在一系列自然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之上,其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注重环境生存与生理遗传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影响和塑造。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写实小说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美学特征,其“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创作观念与自然主义小说主张的任何事物“都有以其本原面貌进入文学表现领域的权利”的理念高度一致,两者都自觉采取客观化的叙述态度,与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流露与张扬保持距离,力图在最大限度上客观真实地逼近和反映人类社会与人类的精神现象。新写实小说与自然主义小说一样,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精神。

论辛顿新现实主义杰作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1997年,被誉为美国新现实主义少年文学开拓性作品的《局外人》迎来了它出版30周年纪念日。其作者辛顿被称为美国新现实主义少年小说的代表作家。辛顿的新现实主义杰作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主题上,辛顿着重表现她心中最美好的事物,反映了少年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是理想主义的体现。在人物刻画上,她致力于塑造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使人物形象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在文体与结构上,她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新奇的结构构思,赋予其作品浪漫和乐观的因素。

网络文学: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

在新媒介语境下,现实主义的创作及理论面临着新的审视与重铸。网络文学的“架空”写作并不全然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网络社会的“新现实”,表现了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数字媒介带来了虚拟生存,它并不是远离现实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生活内部起作用的数码化现实。数码化现实并不是直接表现为网络文学的内容,而是从各种欲望叙事的背后折射出来。在后现代社会中,隐伏在大众文化根底的无意识,实际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与症候。

探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合题效应

20世纪文学有众多合题效应。从局部看,有主流文学、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合题,有个我人生和群我人生、社会人生和宇宙人生的合题,有理性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的合题等;从整体看,时代生活进程、世界文学格局和民族文学传统形成“历史合力”效应。局部合题使我们避免片面性,审时度势地思考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丰富性;整体合题帮我们把握新世纪文学发展走向,它将是现实主义主潮与现代主义新潮的互动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