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赋家行年新考

前汉梁王刘武以好客养士知名,投其门下的羊胜、公孙诡、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赋家,形成了蜚声赋史的“梁园”作家群。严忌约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年不详;邹阳约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卒年不详;枚乘约生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刘恒后元二年(前173),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公孙诡、羊胜生年不详,二人同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受命自杀。公孙乘、路乔如二人生卒不详,仅有赋作传世。以上梁园诸赋家可以考出之行迹、作品,均编年系之。

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的新考证

王尽美与邓恩铭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人,这个说法是依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回忆推论出来的,李达的回忆可能有误。“五四”前后,王乐平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创办齐鲁书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他沟通上海、北京、济南等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为创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因而,王乐平可能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真正的创建人。1949年后,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长期处于对立,历史的真实才被淹没。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唐蕃古道新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考

日本学者佐藤长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中段黄河源至拉萨的走向为玉树至唐古拉山口藏北路线,然而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一线段没有发现吐蕃时期遗迹,这就与目前在康藏地区陆续发现丰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迹这一事实产生冲突。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新见康藏地名资料以及对清代康藏地理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新唐书·地理志》黄河源至拉萨方向的根本走向进行重新考证就显得十分必要。经再考这一路线应该是: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甘孜县-理塘县-巴塘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八宿县郭庆乡-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洛隆县康沙镇。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多弥国国都就在甘孜,元明时期形成的朵堆、多康、安多地理概念皆为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唐蕃古道上的苏毗国与白兰国的位置依据多弥国位置的研究结果可定为今理塘与阿坝马尔康。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井中奇书新考》补正

《心史》中有关陈宜中历史事实的记载失误颇多,据史料一一进行辨正,说明《心史》非史,其史料价值当从另一角度来评判。对与《心史》有关而《井中奇书新考》未考之永嘉僧予以考证,并对温州文献中有关《心史》而《井中奇书新考》未列者予以补充。

实事求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珍贵遗产

20世纪中国史学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回眸历史,其中最值得我们总结的,是在百年之中属于不同流派的几代史家大力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或是高度重视运用新史料和不断拓展史料范围,或是重视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并努力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接连创造出学术佳绩——这就是百年史学为我们提供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围绕这一中心,我们应当增强理论的敏感性和学术创造力,推进对以下诸项课题的研究:"实事求是"精神为何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为何不是根本对立,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为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为何是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的重要方法论问题。当前,进一步发扬前辈学者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在大力吸收国外学者成果的同时,做到善于鉴别、"洋为中用",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开拓新世纪史学的新局面!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进展

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识见敏锐,新意迭出,注重概念辨析和论理的研究是其重要特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关键新词深挖细探,辨误析疑,在有关概念的发现和厘定上深造自得,独辟新境。其二,深入相关学科,将概念解析与社会文化态势及传播主潮相结合,由小见大,以点带面,开掘词语的文化内蕴和意义功能。其三,重视新语构成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将关注目标定格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之上,体现出建设性的文化关怀。

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农学思想考论

金元时期以全真道为代表的新道教由于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从而使道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农道合修思想在整个道教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真道的水利建设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治者中部分代表极力鼓吹并身体力行农道合修,从而使道教农学思想进一步发展。这些农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具有比较明显的重农意识;非常重视"耕道";非常重视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关于童书业山水画“南北宗”问题研究方法探析

童书业学术研究领域广博,在其所涉领域皆有独到建树。画学史上的"南北宗"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及整个30年代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童书业从史实考辨角度进行辨伪研究,是民国时期最早在美术史研究领域运用新历史考证法的学者。分析童书业"南北宗"研究,可加强对学术方法与研究对象性质转换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能更深入了解民国史学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黄遵宪诗歌新语词运用之考释

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拿来主义"者,为了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世界,黄遵宪在其诗歌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新语词。这些新语词诗歌与同时代诗人所创作的"新诗"单纯采用外来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而使诗意无从索解不同,是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他创作的律诗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新语词,清晰而不呆板,并未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破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透露出现代诗歌的新气象,但也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黄遵宪以新词入旧诗虽非尽善尽美,但他在这方面开创之功对后来诗界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新刊隋唐碑志俗字考

出土碑志材料真实、内容广泛、数量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准确释读、科学整理是有效利用碑志材料的关键;难点在于文字俗讹多变不易分辨,铭文残缺模糊不易识断,语言典雅深沉不易理解。考释新刊隋唐碑志俗字疑难字需要抉发俗变原因,梳理形变脉络,沟通字际关系,分析构形理据,融贯变异规律,运用有效辨识方法。

李商隐生卒年新考

关于李商隐年龄的一些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一说认为李商隐生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死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认为李商隐只活到47岁。但根据史书记载和李商隐自己的诗文考证,李商隐应该是生于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卒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终年60岁。

基于彭祖形象之多重性的彭咸形象新考

关于楚辞作品中出现的彭咸形象,过去有不同的认识。学术界对彭咸研究用力甚多,但至今仍众说纷纭,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然而,最近新出土文献上博楚简《彭祖》篇的解读,为以往争议不休的彭咸形象问题的阐明提供了可能性。明代汪瑗根据彭祖与彭咸的名字发音相近以及其品德和时代均相吻合的情况认为彭祖与彭咸为同一人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彭祖形象具有多重性,即传说中的彭祖形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因素而演变的。因此,如果真有与彭咸为同一人物的彭祖,那应该就是与《离骚》等楚辞作品所出现的战国后期最为接近的战国时期所流传的彭祖。据楚辞作品的作者最有可能接触到的战国时期所流传的有关彭祖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新出土文献上博楚简《彭祖》篇重新考证,彭咸即战国时期传说中的彭祖。

索隐派的旧版翻新——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利用考证派的成果,把索隐与考证结合起来的新索隐派。他的“揭秘”热闹有趣,并借助央视的力量,影响巨大,但却不可信。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此事,通过“百家争鸣”,促进“红学”的发展。

陈垣与20世纪中国新考据学

陈垣继承乾嘉考据学 ,将传统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想、方法结合起来 ,治学考史 ,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和元史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奠立了近代意义的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历史学辅助学科 ,以新考据学的卓越成就 ,为 2 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他的治学精神和严谨学风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 。

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种数再考——对《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的补证

通过整理江南制造局编译图书,发现个别译书在《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未见收录统计。在翻阅原书及相关资料,并参考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数据的基础上,对比《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和《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对制造局译印图书种数作了进一步考证补充。

变文讲唱音声符号“上下”含义新考

结合敦煌遗书与相关藏经的记载,对变文讲唱音声符号标志之一的“上下”进行重新考释,可知它的含义源于佛教音乐的打击乐和管弦乐,“上下”与“吟”、“古吟”合用时,表示的是声乐与器乐的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