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3年清代词学研究述评

2023年,学界在清代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词人词作研究、词律词韵研究、词作接受研究、词史研究、词论研究等领域继续开拓,成果不菲。立足于文献整理成果,相关词学研究在系统性上逐步走向深入:一是词人词作研究的对象不再囿于一流大家,二是词韵专书的编韵理据得到关注,三是清人对宋词的接受颇受瞩目,四是词史研究呈现出现象、选本、词谱等多维考察视角。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词学史论三议

词作为有别于诗的体裁,具备独特的审美性能及演化路径,只有细察明辨这一点,才能历史地评价历代名家的词学见识及囿限。"词为合乐之诗"这一公案,可从"以辞证乐"的角度加以证实。其合法性在于,"词乐"所蕴藉凝结的生命意绪和审美情趣,也铭刻于历代词集、诗话、笔记和史籍中,故曲谱虽失,仍可遍考文辞间接求之。"诗—乐矛盾"是词体演化的内在动力。欧阳炯、苏轼、李清照三家作为晚唐至南宋间词论之代表,在演绎各自对"诗—乐矛盾"的立场之时,展现了一种辩证的相互关系。

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和唐诗观

本文立足闻一多的生命旨趣和治学精神,分析其新诗理论与唐诗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其古典诗学研究构成新诗理论的基础,而新诗理论是对传统诗学遗产的扬弃,其对唐诗的研究成为现代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诗选本学。

论清代词学三大主题

清代词学,虽著作林立,词派纷呈,然各家各派词论,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构成三大理论主题:辨体和尊体、"正变"批评、比兴和寄托。通过辨体和尊体,彰显了词体特征,提升了词体品格;通过"正变"批评,反映了清代词家的词史观,对前代词学的审美评价、审美选择;通过追求比兴和寄托,开拓深厚了词境。三大词学主题,对清词理论与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一步步接近新诗的核心问题,成为新诗研究中不论视野还是方法都具典型性的代表。本文从三方面对其进行综述:胡适诗作研究、诗论研究、及两者在新旧诗演变中和处于新诗史源头的研究。这些研究逐渐超越胡适诗作诗论的范围,站在自赎的角度探讨新诗日趋不堪的境遇问题。

持守与破解:中国古典词风本色之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风本色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主张与维护以婉约词风为本色之论的承衍,二是对传统婉约词风本色观念予以破解之论的承衍。此两方面论说形成交集,相反而相成,共同构筑了传统词风本色论的主体空间,成为推动传统词学演变与发展的内在助推力。

新时期以来何其芳研究综述

简述了何其芳研究的现状,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讨论,总结了何其芳评传及个案研究成果。

论南宋前期词学思想的新变

南宋前期词学界提出了“以情性为本”的词学思想。“以情性为本”是说“情性”是词的本体,它主张词应表现人的“情性”,具体地说,是指词应表现家国之感、亡国之恨。“以情性为本”的词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时代的巨变和词乐的流失。这种思想的出现,为宋词未来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

当下新诗批评中的“理论移植”问题透视

如何更有效地移植、发挥西方文论资源的作用,对于中国新诗评论而言是"与生俱来"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种"移植"从新诗的历史来看,无可厚非且卓有成效,问题是不能把这种"无可厚非"给"理所当然"化,应在理论把握与新诗具体情形的结合方面强调分寸的拿捏。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审视其状况,那些表面上是理论运用的技术层面的问题,经过归因分析,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理论运用的主体性问题。单纯依赖西方资源会使新诗批评陷入"虚假的论证"的漩涡,已无法支撑起新诗批评的理论大厦。整合各种理论资源,构建面向未来的、相对成熟的新诗批评理论体系,是站在新诗百年历史根基上的必然性诗学向度。

新旧之间:吴梅在现代词学演化中的地位与意义

吴梅是现代词曲大家,最早进入大学开设词曲类课程。传统填词与现代研究的交汇,使得吴梅的词学呈现出“新旧之间”的状态,这体现在授课内容、教材体例和批评观点上。吴梅在课上教授学生填词的基本知识,同时提供“词曲合并研究”“通代词史观”等基于填词法形成的研究思路。《词学通论》在形式上与传统词话、词选相似,但在“历代词概论”部分又接近于现代词史的论述,可见吴梅将传统词学资源转化为现代词学研究。吴梅在词学批评上承袭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却与当时的“四声词”“梦窗热”保持一定的疏离。这种“新旧之间”的状态,是词学由传统批评向现代研究过渡的初始阶段,也是现代词学的起步阶段。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与翻译策略

在美国当代汉学界,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影响。他对唐诗进行了阐释与翻译,译诗被收录到世界权威的文学选集中,并选入到美国大学教材。宇文所安作为“文化他者”,将新批评理论运用到唐诗翻译中的文本表现,无疑对中国古典诗歌外译具有一定的启迪性,甚至是示范意义。

陈廷焯和《白雨斋词话》

陈廷焯著撰《白雨斋词话》,扬弃浙西词派,发展张惠言、庄棫之旨,提出“沉郁”说。在晚清词学界,其说可与王国维的“境界”说及况周颐的“重、拙、大”说鼎足而三,故陈氏当堪称说词大家。

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的前前后后

以传统诗词创作和研究著称的夏承焘先生,其学术无疑是以旧学为根柢的。但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早年曾往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听胡适等新学巨子讲授《白话文法》等课程,并深受胡适等新文学史家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观念的影响。具体到词学方面,夏氏曾反复阅读胡适《词选》,并于1928年作《致胡适之论词书》与其商榷具体的词学问题,尽管不得回函,但他此后对胡适学术的关注并未由此中断,其词体起源说及词史观仍多有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视角影响的痕迹。研究夏承焘《致胡适之论词书》的前前后后,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夏承焘词学思想的渊源,同时也可以见证20世纪新旧学交汇的具体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