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秧歌剧作者身份的转换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背景下组织、引导的,在陕甘宁边区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通过秧歌剧的形式宣传了党的理论主张,激发了边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工作中的优秀典范。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的直接指导再到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人民文教工作的讨论,轰轰烈烈的“秧歌下乡”运动逐渐发展成了全民参与的“乡下秧歌”浪潮,工农兵登上了秧歌剧的创作舞台,成为了新秧歌运动的主角。而工农兵成为秧歌剧的创作者,得益于边区文艺政策的引导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得益于外部条件改善所激发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欲望。

从乡土中走来的荷花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荷花舞》的发展

陇东民间舞蹈《莲花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由刘志仁创作并改编成《荷花舞》,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代表。而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先生目光如炬,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荷花舞》进行新的创造推向国际舞台,受到世界舞坛瞩目!80多年来,《荷花舞》从民间舞蹈演变为二十世纪中国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凝结着先辈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对荷花舞的传播及其演变进行梳理,发现《荷花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直接产物;正是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荷花舞》在中国近代舞蹈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艺术源于生活:延安时期秧歌改造者的心路探析

学界对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认识,至今大多聚焦于秧歌剧本的改造及其工具性价值上,对从城市走出、粗具现代艺术修养的秧歌改造者的思想转变、认知变化、情感起伏关注不够。其实,陕北秧歌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民间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秧歌改造者为适应乡土环境和以边区政治文化要求所做的创作转向至为关键。在整风要求、下乡经历和战争与革命动员需求等因素影响下,秧歌改造者通过其现代艺术修养提升了秧歌表演中的民间艺术水准,增强了战争与革命动员的宣传水平,同时也接受了面向工农兵进行文艺创作的新立场和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既升华了民间秧歌,也塑造了秧歌改造者,是中共政治文化与民间艺术形式有机融合的极佳范例之一。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宣传与规训:大生产运动中的新秧歌狂欢

大生产运动与延安新秧歌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延安文艺整风后,延安戏剧界不仅对"大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而且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走文艺的工农兵路线。此时,延安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文艺服务的首选对象。随着《兄妹开荒》的成功演出以及延安领导人对其在大生产运动中价值的肯定、秧歌的价值被发现,延安的新秧歌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新秧歌运动中,秧歌也一改民间文艺的娱乐性成为了党政策的推广者,并自觉承担起了宣传与规训的任务。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及其文艺形态转型

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一场大规模的挖掘、继承和革新。以广场为中心的秧歌剧的演出形式,使得改造后的陕北秧歌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出现了重大转型,凸显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历史意义。

国家节日的仪式在场及规约——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在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庆典或节日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演,是基于一定文化传统对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加以程式化的表述性行为。但相对而言,前者具有一种阈限期娱神亦娱人的释放或调整功能,后者则强调特定话语场域政治目标指向中的节制与规范。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了这一特点。伴随新生共和国的建立,陕北秧歌从农村而及城市、从西北边地而及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成为代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红色仪典。新秧歌的这一发展轨迹及其作为国家仪式在一系列革命节日中的在场与规约,不仅凸显了其在国家政治文化和民众节日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深刻地反映了权威政治话语的力量和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以及特定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理想。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新秧歌运动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不仅是一次文艺改革运动,更是一场动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为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新秧歌运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依据。明确秧歌创作把思想性放在首位,为实现秧歌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贴近人民生活的新秧歌内容真正满足了老百姓的需要,为新秧歌运动政治动员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定位。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接受力,为新秧歌运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抗战时期延安周边新秧歌运动的思政教育功能探讨

抗战时期,延安周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陕北的秧歌文艺建立联系,将其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播体系当中,拓展了思政教育工作的路径,有效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动交流,给我党当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案例。

浅谈中国歌剧的发展

中国歌剧发展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间,中国歌剧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传世作品,在跨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以及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对中国歌剧的创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中国歌剧的发展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场挑战,只有积极面对,才能使中国歌剧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从舞蹈的视角看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艺精神与当代价值

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学界对于延安文艺时期舞蹈艺术的深入研究和显性研究还不够,还未全面准确地反映舞蹈艺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民间歌舞成为最及时、最显性的艺术样式,不仅呈现出文艺的新面貌新气象,更加反映出歌舞在延安文艺时期的独特价值与内涵。虽然延安新秧歌运动孕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不可复制,但我们需要从更纵深的时空来审视其长远的文艺精神与当代价值。首先,延安新秧歌运动确立了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新主体、新路径和新内涵。其次,延安新秧歌运动在“新”与“旧”的表达与转换中建立了与时代、与传统紧密联系的价值追求。最后,延安新秧歌运动体现出舞蹈艺术视觉传播和身体传播的独特价值与影响。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民间舞蹈在那个特定时空所表现出的极大的适应性与流传性,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今天民族民间舞蹈在都市中的发展与传播。我们回顾延安文艺时期的现象与精神,不是为了回到延安,而是需要从延安再出发,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探索来促进新时代文艺的发展。

作为“方法”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歌剧《白毛女》的文化命运为中心

歌剧《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作为创造新歌剧的实践成果和延安新秧歌运动的逻辑展开,《白毛女》从立意、内容、体裁和形式各方面都贯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白毛女》被认为是中国新歌剧的典范之作,以它为参照系的新歌剧理论争鸣,深化了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理解。同时,《白毛女》常驻舞台并被各种艺术门类征用,成为红色经典中跨门类改编最多的热门“IP”之一,使其承载的革命斗争故事得到了充分传播,更广泛地实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文艺承担的宣传、教育群众的功能。对《白毛女》文化命运的考察,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方法”的重要意义,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