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之辩:论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原初合理性

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上承两汉重“德”“孝”的察举制,下启隋唐以“才”“学”为标准的科举制,在历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存在合理性。开明的魏武帝曹操率先打破汉末的察举制桎梏,开启了“唯才是举”的选官先河,而魏文帝曹丕则将兼重“德”“才”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定于一尊,其存在近四百年之久。九品中正制在其创立之初,打破出身的界限,缓和了豪族与寒族在为官入仕方面的矛盾,选拔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德才兼备的官员,适应了历史潮流,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北周政权察举制度考释

一般认为北朝都实行曹魏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但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却发现,北周政权并没有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而是恢复了汉代的察举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概与九品中正制已经走向没落,北周权力核心的组成人员出身不高,生活在该地区的士族实力较弱、地位不太显赫有关;也与该地区文化相对落后,统治核心成员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选官制度不无关系。不过,察举制度也并非北周政权选官的主要途径,而且在实施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

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

世入北魏 ,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历史性嬗变 ,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中正组织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 ,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 ,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弊端 ,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 ,而且也将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纳入到中正制度的选举体制之中 ,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随着北魏选官制度的这一变化 ,也标志着北朝一系的九品中正制已初步形成 。

中国封建社会五种选官制度新探

官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吏治的成败。"恩荫"、"捐纳"、"九品中正"、"辟举"、"吏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五种选官制度,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

试论九品中正制的发展与蜕变

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以德才衡量人物 ,别其高下 ,量才授官 ,以期做到用人公正。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门阀势力的膨胀 ,这一制度逐渐蜕变 ,清义的作用日益下降 ,品评人物渐渐为少数贵族所操纵 ,最后只重出身 ,不论德才 。

魏晋南北朝辟召制度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辟召制度分为公府辟召和州郡辟召,凡公府长官、州郡长官均可自行辟任僚属。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公府辟召为门阀士族所把持,州郡辟召则地位下降,成为寒人的入仕途径。南朝高门子弟多由吏部铨选直接入仕,公府辟召稍显沉寂,州郡辟召则出现了士族化趋向。北魏太和改制后,公府辟召与“资荫制”合流。齐后主时州郡辟召发生变化,州郡佐吏由君主敕用,地方大族势力开始衰落。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流弊及其原因分析

九品中正制始创于曹魏,沿用于两晋南北朝,至隋开皇年间才废除。创立此制的最初目的是以德、才衡量人物,量才授官,以期达到整理吏治,巩固封建政权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流弊逐渐显露,大致有以下数端:滥用职权,制度缺乏约束;徇私舞弊;脱离实际,品评无据;品评人物重家世、轻德才;品评含混,混淆通才与专才。九品中正制流弊的产生原因或为多方面的,然根源在于其基本属性,即它是一种"战时政策"。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门阀士族的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影响深远,此历史阶段,门阀士族入仕途径的变迁记载了门阀制度的盛衰历程。"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是这段历史时期门阀士族进入仕途的两大主要途径,这两种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存在重要关系。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吴质“不为本郡所饶”史实考

吴质虽出身单家,在讲究身份地位的汉魏之际,却能成为曹丕的重要谋臣,在当时可谓是较为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是,史书中在述及他的仕途之时,三次提到他与乡里的关系即少时的"不与乡里相沉浮",到"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再到"自以不为本郡所饶……欲溺乡里"。具体分析而言,吴质与乡里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他主观上对乡人的不满,乡人对他的客观排斥,以及晚年他对乡里的怨愤。究其原因,这种关系的形成当与汉魏之际选举制度的变化相关联。通过对吴质其人及其"不为本郡所饶"背后史实的考察,正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汉魏之际寒族士人的人生处境以及选举制度的变迁过程。

由乱世之教育看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汉晋时期的状研究

状是早期中正品第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源流实与汉末乡里清议的品题一脉相承。状通常是简短几字的评语,对于选官的参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如能获得好的状的评语,对于仕途晋升是极大助力。曹魏时期,状在选官参考中尚有一定作用,有着良好的评语对仕途晋升是极大助力。西晋以降,家世成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据,状就变得徒具形式。从状之嬗变可管窥九品中正制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魏晋南北朝史书人物品评用语研究

在九品中正制用于人才选拔的时代背景下,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人物品评用语主要从特征和姓名两个角度展开,可以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提供一些语言事实。

西晋左民曹职品考述

学界一般认为,西晋官员刘卞试经后担任的“台四品吏”就是八品的尚书令史,被降资品后则任九品的尚书令史,但《初学记》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经考证可见,左民曹主掌户籍与谱牒,左民令史则从属于左民曹,执掌内容一致。从现有材料来看,刘卞试经后所任“台四品吏”既有可能是六品的尚书郎,也有可能是六品的尚书左右丞、尚书都令史或者七品的尚书典事;刘卞“下品二等”后担任的“左民令史”,很有可能就是《通典·晋官品》所载八品的“主谱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