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二)》语境下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规范适用实证研究

党中央确定的“受贿行贿一起查”决策部署,蕴含从严惩治行贿罪的指导思想。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和量刑情节作出修改。在司法实践方面,过去我国行贿罪量刑过轻,甚至存在不当出罪现象,特殊从宽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是重要原因。实证分析表明,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存在文书表述不一致、认定标准不统一、从宽功能不明确、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界限不清晰、从宽效果不协调以及多个从宽情节并存时处理失当等问题。对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进行教义学分析,提出严格按照刑法规定进行表述、准确理解和统一适用刑法规定、明确特殊从宽情节的从宽功能、相对统一地把握特殊从宽情节的从宽幅度、妥善处理多个从宽量刑情节并存现象等建议,以期规范特殊从宽情节的司法适用,促进《刑法修正案(十二)》立法目的的实现。

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网暴犯罪刑事程序法治理的特征、缺陷及其完善

《惩治网暴犯罪指导意见》引入了网暴犯罪治理的刑事程序法视角。通过协助取证的案前延伸,扩大解释公诉条件,优先使用公诉程序,该规范凸显网暴犯罪治理中的职权主导特征。然而,网暴犯罪的职权治理并不完备,可能不当限制被害人的诉权,也未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因此,在职权治理方面,应明确协助取证的程序要件,降低自诉立案的门槛;在诉权治理方面,应保障被害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程序选择权;在平台治理方面,应加强国家机关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作,积极推进网暴合规业务。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刑事程序激励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适用范围混乱、企业合规协议有效性实现困难和关于不起诉运行方式定位不准确的问题。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建立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借鉴域外国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构建涉罪企业合规二元不起诉模式,准确把握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的确认,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力量,推动涉罪企业合规的开展。

醉驾不起诉的教义学展开

我国已经步入了轻罪时代。在犯罪圈逐渐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问题。不起诉制度的活力应当进一步释放,从而将一部分醉驾案件在审前阶段得以分流,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能发挥出不起诉制度应有的犯罪治理功能。需要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醉驾案件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特别不起诉等制度的条件进行拆解式分析,并参考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不起诉的运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与对比,分析出四种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法定不起诉的标准应当统一和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尺度应得到合理控制,存疑不起诉的完善需要司法机关和刑辩律师的共同努力。

生物武器犯罪的国际追诉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在缺乏多边核查机制而导致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这会造成个人在进行生物技术研究时有将其武器化的滥用风险。此外,国际恐怖组织、跨国制药公司也有可能制造或使用各种生物武器从而危害人类社会的生物安全。为了解决该问题,可以考虑采用《反酷刑公约》《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国际公约的思路,通过国际公约建立普遍管辖权的方法将生物武器犯罪作为一种国际罪行来对个人追诉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而更为有效地起到威慑与制裁生物武器犯罪行为人的目的。这就要求我国不但要积极推进相应公约的起草与生效工作,还要完善我国的《生物安全法》与《刑法》,使之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论在前罪判决宣告之前发现“漏罪”的数罪并罚适用

判决宣告前已发现的其他罪,是否应与已执行完毕的刑罚适用数罪并罚,在认定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基于数罪并罚的立法宗旨和罪刑均衡原则,此类案件无论刑罚是否执行完毕都具有适用数罪并罚的必要性,因此可以考虑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数罪并罚的一般规则处理,这样既符合数罪并罚规则的设置初衷,又能与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相契合,取得与原本同时裁判场景的均衡,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路径考量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促进企业合法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适用该制度,应当在明确该制度维护企业经营、预防犯罪的适用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体系及国情,分析该制度应适用的犯罪类型和罪量程度;同时,应注意到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应为企业而非个人,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均可适用,但应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而差异化适用合规激励方法。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程序法建构

我国刑事法领域有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须适时总结相关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涉案企业合规的立法化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激励机制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之路,就程序建构的基本思路而言,增设涉案企业合规特别程序,将整改经验和制度创新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补充;重点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分案处理机制实现涉案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员的罪责相称,以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相互区分而又功能互补实现诉前分流;做好检法衔接工作,限制适用合规撤回起诉,发挥法院的程序衔接作用,并且畅通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两机关各司其职而又有效衔接,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刑事法治保障。

职务犯罪监检衔接制度完善

近年来,司法体制、监察体制改革逐步完成,对职务犯罪侦查、调查的权力由原来的检察机关划归至监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办案模式已逐步走向成熟,但实践中,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仍存在一些监检衔接问题。针对监检两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提前介入机制不够完善、退回补充侦查程序不够细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差异等问题,应当完善提前介入的相关规定,加强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的协同配合,实现监检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有效衔接。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探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涉案罪名分布较集中,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轻罪案件;案件处理决定多为“双不起诉”;合规考察期限一般在3个月及以下。实践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着运行模式与不起诉条件相冲突、“双不起诉”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及合规考察期限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制度完善过程中,应当构建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严格区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明晰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考察期限。

对行贿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中“被追诉前”的理解

《刑法》第390条第3款规定了行贿人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宽处罚。对“被追诉前”的正确理解不仅关乎从宽量刑情节的准确适用,更关系到《刑法》与《监察法》的顺畅衔接以及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的有效落实。将“被追诉前”理解为“检察机关受理前”,既符合“追诉”概念在刑事法视域下的既有内涵,又能纾解《刑法》与《监察法》衔接上的矛盾,同时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的适用留有合理空间,遵循了立法目的,契合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研究

如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率、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是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2986个起诉书样本和583个不起诉书样本进行分析,审前羁押方面,帮信罪治理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逮捕条件适用存在偏差、强制措施变更不及时的问题;相对不起诉适用方面,还存在不起诉率较低、裁量标准尚不统一的问题,不同的裁量情节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偶犯、自首、悔罪、坦白、退赃退赔、初犯和在校学生身份,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不大。对此,应当坚持权利保障的轻罪治理观,全面、动态地把握帮信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社会危险性,促进其他非羁押性措施的完善;探索建立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以强化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力度。

论公安视角下的企业合规:困境、正当性、参与路径

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有《刑事诉讼法》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制度基础,在侦查阶段引入专业警察与检察人员相互配合进行前期合规的准备、调查工作已被域外司法实践所认可,需罚性阙如说、法益恢复说可以为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提供理论支撑。侦查阶段开启企业合规除了提请审核模式、商请介入模式、主动介入模式外,公安机关亦可依职权开启企业合规,经侦部门适宜成为主导企业合规的职能主体。在企业合规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合规整改建议,但公安机关不应当享有合规不立案、合规撤案的权力。为了防止涉案企业“趋利合规”,公安机关还应当立足自身职能对开展合规的企业进行持续、有效的跟踪。

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轻罪治理时代,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罪门槛低而出罪模式有限,刑事规范和政策调控对醉驾犯罪惩治的边际效应逐渐显现,从正当性角度出发,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契合法律理念并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撑;在实践探索方面,各地区近年来对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所尝试的“相对不起诉+”处理模式,实质上属于附条件不起诉。未来应发挥刑事诉讼的程序法优势,探索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体系。我国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从扩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明确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科学设置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机制,加强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相关人的权利保障等方面加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