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一性问题”的契约主义解决方法辨析

代际正义理论强调当代人有义务关注未来世代的生存处境。帕菲特提出的“非同一性问题”表明,责任主体作出选择后产生的不同结果会改变未来世代在数量和身份上的生存状态。在对非同一性问题的各种回应中,斯坎伦的契约主义解决方案以道德责任为核心,由责任主体依据非个人原则作出正当决定,并证明正当性原则的平等理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非同一性问题中的错误生育案例。在解释污染政策案例时,斯坎伦的契约主义解决方案存在不合理之处,倘若人们通过五种条件限定评估伤害和责任的方法,政府政策可以具有合理的正当理由。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对策

CPTPP与DEPA当中的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兼采“货物生产地”与“生产者国籍”两项标准认定非歧视待遇覆盖范围,且并未对非歧视待遇采取清单式限制。该条款因而有别于传统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非歧视待遇规则。目前,国别数字治理规则可能与该条款存在冲突的措施包括数字产品准入限制、数字服务税与数字产品消费限制。上述措施均存在明显的歧视性,且适用公共道德例外进行抗辩很可能面临涉案措施“必需性”证明难题。对我国而言,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但同时会对我国数字治理措施合法性提出挑战。我国可以将数字产品差别待遇措施写入“负面清单”,同时利用“补贴例外”“广播例外”与“公共道德例外”维护我国数字治理措施合法性空间。

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无偏见动机的中介作用

艾滋病公众污名是指人们对艾滋病确诊或是疑似患者群体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敌对行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艾滋病公众污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检验了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同时使用问卷测量了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并探究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2检验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及无偏见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同时存在着对于艾滋病的内隐公众污名和外显公众污名,但二者并不相关。道德提升感可以减少内隐和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更容易受道德提升感的影响。“正义”取向和“关怀”取向两种道德提升感类型在减少艾滋病公众污名的效果方面不存在差异;在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的作用方面,性别与道德提升感类型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启动“正义”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降低男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启动“关怀”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地降低女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无偏见动机在道德提升感与内隐、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中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再论作为政党自治规范的党内法规——以自治、法治、德治关系为视角

关于自治、法治、德治关系的讨论古已有之。三者不仅存在于基层治理之中,在政党治理中亦有适用空间。在政党治理中,自治意味着政党可以通过制定内部规则进行自我管理,法治意味着政党应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德治意味着政党应按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行事。将党内法规的性质视为“法”或“道德”,将会混同自治与法治、自治与德治。无论党内法规是否具有“党外效力”,都不会改变其作为政党自治规范的性质。党内法规在事实上为党外主体所遵守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会影响其作为政党自治规范的性质。

论道德话语的自然主义诠释

道德话语是指包含道德术语、道德概念,表达道德思想或观点的语句。如何诠释道德话语的语义乃一大哲学难题,主要原因在于道德具有高度的形而上意义。经典“开放问题论证”表明,道德谓词不可定义,道德特性也不等同于自然特性;传统道德非认知论也指出,道德话语仅表达言者态度,再无其他。然而,从道德自然主义视角看,道德概念实则可用自然概念来阐释,道德特性也可还原为自然特性,道德话语不仅表达言者态度还表达言者信念。如此,“开放问题论证”难题便得以消解,道德非认知论也得到驳斥。借助道德自然主义,形而上的道德意义可以转换为更加具象简化的自然意义,道德也因此不再高高在上、令人难以触摸。

传统中国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息讼”与“教化”

中国古代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的民事纷争被称为"细事",但因其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在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对这些纷争仍然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使得官员"入仕"前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这对其在民事诉讼中追求"中和"、"无讼"的理想价值取向有重要影响。"息讼"的思想根基来源于儒家的"中和"、"无讼"理念,同时也是官员为了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在传统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在调停或判决的过程中都会自觉地用教化的方式追求"息讼"的实现。

对我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的研究

作为体育社会问题之一的非体育道德行为,影响着当代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以青少年男子足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运用通过信、效度检验的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的调查问卷,对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水平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非体育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不道德传染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

不道德传染,是指道德违法者作为传染源将消极道德品质直接传递给传染对象,或先传递给道德中性物品,再由此物品传递给受传染对象,引起其情绪、认知、生理等方面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不道德传染发生的心理机制——厌恶,围绕不道德传染对道德心理领域(道德情绪以及道德认知过程)产生的影响进行梳理;进而将视角拓宽到非道德层面,如具身认知、组织管理以及人际互动,探究其对人类社会的广泛影响。最后,从不同文化视阈、不同个体差异、传染过程的动态神经机制及正向道德传染等方面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旅游非道德行为与新世纪的道德建设

通过对旅游非道德行为的扫描、透视 ,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及危害 ,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

对离婚调节的非道德化倾向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一直呈上升态势,对离婚的调节也出现了日趋明显的非道德化倾向。我国社会的婚姻现实、离婚的道德成因、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离婚的双重影响及道德调节的特殊作用,都决定了当代社会的离婚行为不能没有道德调节。只有将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心理调节有机结合成"金三角",才能共同构筑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农民工非婚性行为问题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纷纷涌入城市务工,与此同时各类非婚性行为问题也相继出现,导致家庭破裂、性病泛滥、艾滋病滋生、社会风气败坏。本综述通过中国知网搜集已有文献,并结合137个农民工性行为典型案例,主要介绍了性侵犯、婚外情性行为、性贿赂、性服务等四大类农民工非婚性行为问题的概念和表现,并分析了每一类非婚性行为问题的产生原因、动机及其后果,同时归纳了易遭受非婚性行为问题伤害的人群特征及非婚性行为问题的肇事者特征。最后,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有关农民工非婚性行为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运气的道德价值——威廉斯与内格尔道德运气理论之异同

道德运气属于一种不受意志支配或至少部分不受意志影响的偶然性因素,它对道德评价的倾向、道德责任的归属以及道德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威廉斯从行动者自身的合理性证明角度论证了道德运气的意义,内格尔则从道德评价的一般性条件中得出运气的价值。两位思想家通过道德运气的概念挑战了康德关于意志自由、责任条件和道德限度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也揭示了我们关于这些道德根本问题的通常观点存在着诸多不连贯和不一致的方面。这也证明了运气的道德价值。

法治体育视域下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治理途径探索

法治体育是当前政治话语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将法治引入到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的治理中是基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诉求的考量,面对德治无法对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进行有效治理的困境,指出法治是最佳的治理方式。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法治治理途径展开探索,确定治理途径包括以下4个方面:1)宏观引导,确定专项立法;2)稳步推进,有效突破;3)因地制宜,实现法治体育本土化;4)重在实施,培养法治自主意识。阐明运动员非体育道德行为治理中法治的实施问题,为体育领域法治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借鉴。

《君主论》的现代政治释义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考量《君主论》在现代政治谱系中的位阶,依旧颇具意义。《君主论》在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一种对道德的漠视和对现实权力的强烈渴望,这为现代政治学"权力政治"出场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埋下伏笔;《君主论》中展现的马氏政体观,政治与合法性之关系,政治传播观念和军事建制等都对现代政治统治艺术贡献良多;《君主论》之后,随着现代政治实践中"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出场,也引发了一场道德合理性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何正确界分马基雅维里思想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亦需正本清源,重新回归《君主论》。

女性农民工非婚性行为问题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从总体情况、观念和态度、产生原因以及后果四方面分析归纳了关于女性农民工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性服务等三大类非婚性行为的研究现状。并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且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提出了女性农民工性行为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见危不救犯罪化初探

见危不救属于传统道德调整的范畴 ,在道德资源缺乏的今天 ,见危不救的事件频频发生 ,道德对这个领域的调整已经力不从心。将危难救助作为法定义务加以规定 ,并在刑法中相应地增设“见危不救罪”是无奈却理性的选择 ,但是应该将法律干预保持在维持社会生存基本需要的范围内 ,避免对救助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

权力话语的女性叙事策略——关于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的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权力叙述主体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新生态伦理道德观对环境法的影响

法律与伦理道德是密切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将对法律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念发起全面的挑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将对环境法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应成为环境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孙子兵法》的和平思想探析

《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孙子崇尚道义的尚德思想,崇尚"非战"的不尚武思想,以及强调有备无患的积极防御思想。孙子认为,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和平解决争端,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后手段。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尚德不尚武的传统,成为中国人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之一。

科学解释道德的可能与局限--以达尔文主义和非达尔文主义为背景

科学能否解释道德?从科学主义视角分析,科学与伦理有关。科学解释道德是科学认识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一个投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和确立人类的道德观念及行为。以达尔文主义和非达尔文主义为背景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科学解释伦理道德的产生与人类的遗传进化紧密关联;道德信念可以通过生物学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能够完全单独解释道德,并且提供我们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的答案。科学是惟一的解释道德行为、论证正确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来源和依据。科学可以用来解释道德,但必须明了这种解释是有限的,不可决定和代替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