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fluence on tackling black carbon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of some typi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reducing black carbon emissions from shipping which enjoy the consultative status offe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t discusses the roles of the specific NGOs in dealing with black carbon in the Arctic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gain insights to guide our involvements in the Arctic affairs and shipping in the region by taking the advantages of NGOs＇ influence on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ur national policy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practice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乃至建设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冲突环境急剧变化、逆境丛生的状况下,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本文引入“韧性”概念,提出基于“认知—行为—关系”互动的组织韧性进程模型,用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不仅能够反弹恢复生存,甚至实现改进发展的原因。缅北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社会发展迟滞,民众流离失所,近年来又成为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温床”,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非政府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致力于一个最贫困与最边缘化的人群享有卫生权利的世界”,进入高风险的缅北地区并持续运营30年,体现出强劲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势头。无论是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抑或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健康扶贫行动”都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认知、改变行为模式、构建关系网络,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能力,有效应对缅北地区既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其韧性能力也不断进行迭代,最终达到韧性治理的结果。

农业面源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策略的演化分析

有机肥替代化肥是降低氮磷污染概率,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当前,政府正全力应对的生态污染问题,但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使政策难以发挥预期效力。为此,从肥料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着手,构建包含政府、农用肥料生产企业、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从市场供需角度探究初始意愿、奖惩制度、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对有机肥替代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进而探索农业面源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路径。结果表明:共有3组演化稳定的策略组合,分别为(宽松监管,不生产商品有机肥,不替代化肥)、(宽松监管,生产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和(严格监管,不生产商品有机肥,不替代化肥)。有机肥替代行为的获利能力是使结果稳定于(宽松监管,生产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关键。肥料市场的供需平衡是博弈均衡的实质,其中,企业的初始意愿对结果更具导向性。三方主体的决策过程具备利益导向特征,在财政支持范围内加大奖惩力度可提高企业与农户生产、施用商品有机肥的意愿。据此,建议政府以经济效益为宣传导向,通过强化环保宣传教育、合理制定经济政策、搭建技术合作平台等污染治理路径,构建起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合作型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共治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逐渐显示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依赖及合作意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然而现阶段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非政府组织从属于政府的非均衡性形式合作,原因在于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缺失。因此,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政治生态下,有必要创新政府理念、制度及社会文化,强化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培育、引导,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双重主导的合作型社会管理体制与格局。

中小企业友好政府采购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路径探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小企业友好政府采购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然而对于如何提高其实践水平仍探究不足。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法规政策激励、非政府利益相关者激励、单位领导支持、法规政策的知识、相关益处的知识如何交互影响公共机构的中小企业友好政府采购实践进行探讨,发现引致高水平中小企业友好政府采购实践的五种前因构型并可归为三类:内外并重(法规政策激励与知识配合)型、外部激励(法规政策激励)型以及内部激励主导(单位领导支持)型。因此,地方政府及公共机构应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友好政府采购的前因因素的组合。

突尼斯治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成效探析

突尼斯历届政府依据国内法律、政府令和政府部门条例,依托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地方省政府的双层治理机制,对国内非政府组织开展治理。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突尼斯政府采取扶持与管控并行的双重治理模式:在扶持方面,政府明确赋予非政府组织政治和经济权利;在管控方面,政府严格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注册流程、基本信息、人员构成、资金使用,同时规定违规的处罚力度。突尼斯治理非政府组织的成效与困境并存。一方面,政府实现了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运行的目的,非政府组织则扩大了自身规模和活动范围。另一方面,突尼斯行政部门对相关法律理解不深,对赋权以及非法管控落实不力,使得政府难以深入治理非政府组织。究其根本,突尼斯法律制定匆忙且不完善,法律内容结合国情不足且后续修订受阻,同时非政府组织配合执法的力度不够。未来,即便突尼斯政府沿用对非政府组织的双重治理模式,修订法律走出治理困境仍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有效约束非政府组织的关键。

未竟的影响:澳大利亚高校“双科研评价机制”的设计与争议

随着影响议程在学术领域的兴起,非学术影响评价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正成为世界各国科研评价改革的重心。2018年澳大利亚在“科研卓越评估”(ERA)基础上,引入“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EI),形成“学术影响”与“非学术影响”并举的“双科研评价机制”。前者立足于发挥知识生产创新的核心功能,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后者致力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二者联合构建出科研内在质量和外在效益相得益彰的创新型制度设计。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单一制度设计,澳大利亚统筹多重制度的运作逻辑,以谋求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的突破性变革,重拾了历史上因政治因素而被搁置的非学术影响评价,构筑出科研发展的战略合力,但同时也面临功能定位、要素构造、实践指向等方面的争议。值我国开展有组织科研之际,上述经验思路对如何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可以提供反思和镜鉴。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绩效评估——以桂黔7县为例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是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体系五大构成要素的基础上,通过“修正型德尔菲法”、AHP法以及专家赋权法,最终确定了包括56项指标的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2022年桂黔7个县的数据,对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治理能力呈现XA县>CX市>LZ县>NM县>LP县>TZ县>HJ县,从障碍度看,社会治理方式要素和社会治理内容要素是2个最主要的障碍因素,障碍度平均值分别为22.59%、22.2%,社会治理资源要素障碍度较高,均值达到20.34%,社会治理主体要素和社会治理价值要素障碍度则较低,影响较小。建议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上下有效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党建引领县域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内部治理能力,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新时代福建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服务职工的路径研究

2021年新修改的《工会法》,将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组织,这对新时代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服务职工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福建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要求,满足工会工作法治化现实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建会入会方式方法,着力破解社会组织中工会组织覆盖不够全面、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以期推动各级工会加强联系引导社会组织的工作力度,在促进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服务、承担社会责任、提升职工生活品质等方面充分发挥工会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雾霾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行动、影响因素及拓展空间

我国雾霾的根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协同治理理论可以用于指导雾霾治理中多元主体的行动策略分析。社会组织是协同治霾的多元主体之一。现阶段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行动包括推动信息公开提质、调研协助环境监管、提供治霾技术支持、培育环保社会资本等。这些行动为治霾持续成为公共议题推波助澜,并有效推动雾霾问题从公共议题成为政策议题。决定并影响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行动者主体三个方面。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制度与政策空间、完善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法律规章、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将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更大空间。

民间组织与现代民族国家之构建——1901-1949年中国工商行业性组织功能探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将从前在国家法律规范之外的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控制的目标,并以辅助官治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在近代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并非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经验中的市民社会,而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产物,与其西方的对应物发挥的功能大相径庭。近代中国精英组织网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必须放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在国家基础结构能力薄弱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利用民间组织渗透和嵌入社会,以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不足的策略。由此,国家实现了将合法性基础扩展到社会精英阶层、增强国家渗透能力、平衡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增进国家绩效合理性、提高国家整合程度等目标。但这种利用民间组织构建国家主权的策略,却有着以下缺陷:政策执行效力不稳固;国家渗透能力和支持基础仅限于精英阶层;妨碍了公民权的形成;降低了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最终,这种国家构建策略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彻底改造旧的社会组织的策略所取代。

民间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分析--以J县“双河长制”为例

新时期乡村治理注重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民间组织参与环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实地调研发现,民间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资金匮乏和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从法学的角度,对以上问题展开法律分析,并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提出实现民间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明确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与环境保护问责追责机制。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

环境风险沟通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政府与专家主导的“单向说服模式”存在局限,建构更优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向沟通路径”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作为零散公众“代言人”和环境保护“布道者”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行动?能否突破“信息接收者”的被动身份,实现沟通方向倒转?为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以垃圾焚烧风险争议为观察切片,依托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方法对九家机构及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历时观察,凝练了“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逻辑。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知识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唤起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进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未来走势。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国际科技组织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对全球100个主要国际科技组织的比较分析

主导或参与国际科技组织事务,是各国介入全球科技治理、加强多边外交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对全球100个主要国际科技组织的比较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在议程设置、关键岗位任职、吸引总部落地等方面仍表现出强势的话语能力和行动能力,国际科技组织的整体发展仍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现实图景。中国应在持续提升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主导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以及加强国际科技组织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加强工作布局,更加深入、全面介入国际科技组织事务,拓展中国在科技外交领域的话语空间及行动能力,为推动中国进一步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治理提供必要的平台支持与机制保障。

结构性引导:民办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关系新释

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经多年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重新审视、定义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范式有以下弊端:其一,在解释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缺少基础和立场、宏观界定难以解释具体现实、静态分析忽视了非营利组织能动作用的结构性倾向研究的困境;其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研究明显呈现积极和消极两类对立观点。由此,提出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具体分析方法的新框架。分析发现:民办社工机构的诞生、发展无不依附于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但机构亦有能动性,通过主动介入重塑环境以适应其成长;民办社工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结构性引导的特征。

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品牌治理:以奥林匹克为例

无形资产开发与营销是体育非营利组织实体化的关键手段。该文以奥林匹克品牌治理为案例,通过对国际奥委会的品牌发展与管理历史考察,讨论了奥林匹克品牌出现的标志数量增长与分配失控、反埋伏营销的立法正当性危机、品牌效益“兑现”能力趋弱、品牌管理能力缺乏协同等问题,认为国际环境、行业环境、赛事产品等变化,共同导致奥林匹克品牌出现危机。国际奥委会发起品牌治理变革,通过在多元主体中强调“价值共创”与“协同治理”来推动奥林匹克品牌治理社区化。国际奥委会的经验对体育非营利组织营销事务有启迪意义,也为我国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品牌治理提供参考,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市场化和产业化。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设计与实践探讨

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思路进行设计,首先确立该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在此基础之上,将思政教育元素以不同的途径融入课堂教学,并给出相应的实践路径,最后对该课程思政教育后期建设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关建议,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实现全员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