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网络舆情的演化及治理研究

[研究目的]以往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多将舆情演化的动因归根于社会问题,这种笼统的社会问题归因有将舆情演化机理“黑箱化”的嫌疑,也阻碍着研究者对其真正机理的追寻与理清,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舆情演化的过程性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研究方法]以“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为网络舆情个案,以行动者网络为分析框架,识别出舆情中的多元行动者,并跟随这些行动者,揭示舆情的演化过程。[研究结论]研究发现,网络舆情的演化是人与技术等多元异质行动者参与、行动的过程。网络舆情演化的内在机理则源于多元异质行动者行动逻辑的联结与冲突。网络舆情的治理可以从打破“行动者网络”的联结与化解行动逻辑之间的冲突入手。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再审视

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如何看待非人之物的社会性存在及影响是一个仍处于探索中的议题。长期聚焦这一问题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走向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野,这限制了其学理价值的实现。通过对“关联的物质性”“能动性”和“转译者”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再审视,可知该理论的一个根本关切是在于对物质性联结状态及其变化的重视。对社会治理研究而言,从非人之物对于物质性联结状态之改变这一角度切入,跟踪其“行动”进而勾画整个系统及其变迁,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分析视角。将这一视角应用于对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的案例分析,就可以更好地描绘与解释特定新技术的应用如何给城市自行车交通治理带来了巨大改变,从而有助于扩展社会治理研究的分析视野。

服务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分析框架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小米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机制的分析框架,并结合解释性案例分析将其拓展到一般情景。研究发现: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交互存在多种形式,可能产生新的利益相关者;服务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具有典型的时序特征,不同演化阶段下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行为都会发生转变,进而影响系统的价值共创;价值共创并非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核心行动者需要借助可控的非人类利益相关者来确保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稳定可持续。

基于ANT视角的国家科技奖励评审过程研究

本文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考察了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过程。研究发现报奖人和报奖单位等奖励诉求方,奖励评审组织方、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之间存在广泛的网络联结,其联结的紧密程度不仅通过人类行动者的互动,还包括非人类活动者的积极参与。网络联结间的张力体现了双方的利益互动,评审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部分反映了我国科技奖励体系的行动者网络的特点,对科技奖励体系的改进,需要系统考虑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交互作用。

信息行动理论——数字社会时代的社会行动理论探讨

既有网络社会理论较少从社会行动的层面展开分析。网络社会和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行动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信息行动,即社会行动以信息流的形式展开。在社会行动理论的传统中,韦伯、舒茨、帕森斯、奥斯汀、拉图尔等学者的行动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理论的行动主体变化和语言学转向后行动中的语言信息问题,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变化和信息化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吉登斯的理论启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时空情境问题。社会行动的场景发生变化,从传统社会行动情境转向社会建构的新网络数字场景;社会行动的主体发生变化,从人的行动转向人和非人行动者混合行动以及非人行动者行动。这些变化建立在社会行动以信息流方式展开的基础上。这一行动理论转变提供了一种信息行动的理论视角,可用以理解网络化、数字化、社会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演进下的社会现象。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批发市场新电商模式

在电商兴起和旧城更新的背景下,传统批发市场出现衰退趋势,亟需转型升级。本文在梳理广州市一德路海味干货市场转型历史的基础上,得出市场近年经历了由衰退到出现电商再到综合升级的初步判断,并构建了一德市场电商化的行动者网络模型探讨转型机制和效应。通过深入的现场调查,详尽分析人类行动者如商、客、政府和非人类行动者如海味干货商品、网络在电商化过程中的作用,得出具体的转型新模式。研究表明:(1)传统批发市场经过电商化转型,不会走向单一电商化或地理空间无用化的极端,而是出现综合多样的业态形式,如电商和实体、批发和零售4种类型的交叉组合;(2)在引发传统批发市场转型的多元行动者力量中,非人类主体如商品和网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商品的客观特性阻碍着地理空间的消除,而网络引发人们对空间重要性的重新权衡和促进对实物商品的升级改造。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及其问题——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思考

为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回归奖励制度鼓励创新、促进科研的宗旨,201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提出了评审方式从"限额制"向"提名制"转变、建立定标定额的评审制度、明晰专家评审委员会和政府部门的职责、健全科技奖励诚信制度等改革措施。如何理解这些改革措施及其可能的作用与问题,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了改革前后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行动者网络构建和发展的特点。研究发现,实行提名制后,虽然弱化了评审过程中的"强制通行点",但包括报奖人、报奖单位等行动者"招募"和"动员"利益相关者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家科技奖功利化导向问题仍然存在。在科层制的科技奖励结构中,要让评奖体系中的关键行动者保持独立,减少行动者在评奖网络中的利益互动和磋商,回归激励创新并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的制度初衷,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推进深化改革。

走向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的现实冲突主要有四种:认识论层面上是否信守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赋予非人类一种能动性;研究进路上是否对社会结构与权力进行批判;价值论层面上赋予本体论政治的目标导向不同。而这二者的理论契合主要有两点:主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践进路,秉持对资本的严肃批判。针对ANT和传统政治生态学之间的现实冲突及内在契合,尝试建构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予以回应。通过罗宾斯、斯温格杜和沃特莫尔三人的各自案例分析,从自然、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共同体三个维度论证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是可行的,这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克服各自的理论困境提供了一个有创见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