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校园刑事案件近年来频发且有蔓延之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校园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其法律关系是教育刑事法律关系。其中,主体为国家与实施犯罪行为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国家依法行使刑罚权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校园刑事案件中作为犯罪人的学生、教师等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鉴于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校园刑事案件法律救济方面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非监禁刑的司法适用;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未成年学生犯罪案件。

非监禁刑:文明社会的刑罚选择——以欧洲为视角的思考

刑罚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与人类文明同步,文明程度越高,刑罚方法就越合乎人性。在人道的前提下,矫正罪犯是刑罚选择的目标之一。非监禁刑能够在欧洲普遍使用,就因为它既是一种比较人道的刑罚方法,又在矫正罪犯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在建立自己的非监禁刑体系时,既要借鉴欧洲非监禁刑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经验,又要从本国实情出发。在人道主义与矫正效果的前提下,对非监禁刑体系的设计不仅要体现时代性,还要注重实用性。

经济犯罪刑罚的非监禁化理念及实现途径

由经济犯罪的特征、刑罚的改革趋势决定,经济犯罪刑罚实现轻缓化应该以非监禁刑为主,确立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理念是实现非监禁化的前提。而完善现有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增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则是实现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的主要途径。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非监禁刑的理论根基与中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必要性

从中国刑事法的语境来看,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称。非监禁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刑罚目的观的发展、刑罚谦抑性思想、标定理论以及行刑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顺应世界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

论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困境与对策

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一方面有利于弥补社区矫正人力不足,更好地教育和改造社区服刑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自身审判职能和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的实现,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定位为社区矫正的决定者和矫正过程的配合者,同时要注意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与协调,解决自身存在的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

论刑罚轻缓化的实现机制

宽严相济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刑罚轻缓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世界各国刑罚整体轻缓的今天,削减死刑罪名,优化刑罚结构,对无被害人犯罪作非罪化处理是刑罚轻缓在立法层面实现的关键;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完善非监禁化措施,开展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则是刑罚轻缓在司法层面实现的重要内容。

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实施手法与途径探索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预防和促使罪犯重返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已经被许多国家广为采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既是行刑社会化的体现,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要求。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是矫正对象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实现的重要保证。如何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能够有效实现,笔者认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过程必须始终坚守社会化手法参与其中,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途径主要针对矫正对象适应能力提升与自我功能完善,以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修复和改善。

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认知能力较差、可塑性较强。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建立区别于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对策及处遇制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应采取特殊的制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尽可能多的适用非犯罪化、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并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

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对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使这一司法政策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使刑罚的执行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对社区矫正的执行者、执行内容、执行过程进行检察监督极具紧迫性和必要性。与监禁刑检察监督相比,非监禁刑的检察监督具有特殊性,探讨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检察监督机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非监禁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文章从宽严相济的角度,提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

短期自由刑易科之比较研究

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害,寻求其非监禁替代措施已成为世界性刑罚改革运动的重要内容。诸多国家或地区中适用面较广、发展较完善的易科处分主要有罚金刑、工作罚、保护观察及资格刑。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经验,可在我国确立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刑、资格刑制度,引入社区服务刑,完善限制自由刑,以更好地实现教育刑的目的。

论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非监禁刑罚制度亟待完善。一方面,在管制刑中可引入社区监管的内容;缓刑的形式可更丰富,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后果,以促进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通过假释观念的转变、适用条件的放宽、假释权的重新配置以及假释程序的完善等措施的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假释在实现刑罚目的上的特殊功用。另一方面,还可增新的非监禁刑罚制度,如社区劳动等。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京、沪模式的检视与引申

矫正刑思想来源于刑事社会学派，其当代使命在于“行刑”、“矫正”、“安置救济”三个方面。近年来，北京、上海两地通过颁布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方式，分别对社区矫正进行了有益尝试。京、沪两地模式各有优弊．但无疑都对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鲜活的参考。

论我国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已为许多国家所大量采用。我国于2003年开始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标志着我国的社区矫正正式进入司法实践领域。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活动。为此,文章就社区矫正的概念、社区矫正的性质、社区矫正的特征、社区矫正的任务等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存在着相互脱离的现象。通过对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提出对策: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与监狱法等进行整合,以确定刑事执行法;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制度模式;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

试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几点意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在我国实施的社区矫正工作,有一大部分是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现阶段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意义主要有:一、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征;二、有效地克服了监禁刑罚的弊端;三、有利于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

浅析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鉴于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对其适用社区矫正是一种比较适合的执行刑罚方式。但我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实务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为提高我国未成年犯的矫正效果,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尽快出台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项立法、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设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未成年犯矫正套餐"以及设置专门机构和培养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

美国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与本土化思考

中间制裁兼具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双重属性,是严厉程度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一系列制裁措施的总称。美国中间制裁的发展与实践表明,设置多元和阶梯状的制裁体系在减少监狱人数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我国非监禁化改革可以参考中间制裁的思路和方向,转变刑罚理念,以社区矫正为依托,坚持其刑事制裁本质属性的同时进行功能拓展,实现刑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

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以长乐法院审前社会调查运行情况为样本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为法院对被告人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参考,同时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的依据。但实践中,仍存在着立法基础相对落后性、委托中的操作困难性、评估意见书的定性模糊等缺陷,这都导致审前社会调查无法完全发挥出预期效果。为此,必须从构建统一又区分的立法体系、建立以公安为主、法检为辅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建立本地与外地司法局间直接委托关系、明确评估意见书的"参考"性质等多方面予以完善,从而发挥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最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