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影响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文章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运用1993—2003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快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的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生产率研究

综合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等指标在内的多项指标作为衡量基础设施投资产出效果的指标,更能全面地反映基础设施投资的绩效。通过应用非参数的DEA方法,计算我国1999～2006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克服了参数方法只能用一个指标衡量基础设施投资绩效的不足,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变动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正逐渐变小,同时由过去注重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逐步向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转移;同时,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效率,正逐年有所改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变化不大,表明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仍可按照目前的投资规模稳步进行;而改变目前生产率逐年衰退的关键是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创新,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与配置的生产技术前沿。

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障碍分析

我国自 1 998年以来 ,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虽然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 ,其投资现状与国家的预期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主要原因在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还存在观念、行政体制、市场准入、政策环境、融资、权益保障、市场退出、自身素质等方面的障碍 。

江苏省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影响效应研究

从理论上看,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明确。前者对后者既有“挤入”效应又有“挤出”效应。总投资模型对1978—2003年江苏省基础设施投资与社会其他部门投资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可以挤入约0.634单位社会其他部门的投资。因此,在江苏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达到刺激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关于浙江民间投资活动的调研报告

介绍了浙江民间投资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指出良好的投资环境、产业积聚、城镇化和基础设施改造是浙江民间投资活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同时分析了浙江民间投资活动中的问题 ,指出行业垄断、融资体系缺陷、局部地区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过热是当前的突出问题 。

对外开发援助的域外经验及国际镜鉴——以日本对外开发援助为分析中心

为推动对外发展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日本等国家对外援助的运作与管理模式,推动我国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的ODA重视促进对外援助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推动实施援助的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的相互配合及战略协作,在获得更多资金和人力投入的同时,不仅推广日系品牌和技术,还获得受援国好评。为加强对外援助成效,日本不断改进和完善对援助项目进行全程跟踪的评价体系,增加评价标准并扩大评价范围,形成了一整套富有成效的评价机制。此外,随着ODA战略功能得到不断强化,日本政府更加注重加强战略外宣,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争取援外活动的话语权,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研究——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双对数C-D生产函数模型来实证检验各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经济、非农经济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基础设施投资对辽宁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农民收入水平的产出弹性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教育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因此,辽宁省要继续优化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论非公有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方式与政策主张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且面临建设资金困境。要加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必须引入非公有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引入非公有资本的新模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待研究,并应探讨吸引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关政策。

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探讨

从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特征分析入手,阐明了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分析了在实践中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市场准入障碍、融资渠道不畅、企业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等,进而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民间资本介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思考

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的现状,本文从理论与现实探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必然,并进一步对引入民间资本的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应见解。

(非经营性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讨

长期以来,政府以投资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多重身份介入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非经营性项目)的建设,形成了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公共产品生产模式,政府面对巨额的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建设资金,政府财政已不堪负重,如何加快政府投资项目融资方式的改革,提高投资效率,广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解决城镇化建设时期的资金供需矛盾,成为了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时下建设行业最受欢迎话题。本文重点介绍非经营性(没有任何价格机制和现金流入,主要产生社会效益)或准经营性(有价格机制和现金流入,但无经营利润,成本无法收回)项目的 PPP合作模式。

地方政府债务与非农就业提升

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宏观层面数据结合起来,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提升了非农就业,且专项债务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劳动力供给端与需求端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提升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改善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与生产效率基础设施,增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供给。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专项债通过吸引企业投资,扩大了相关行业对非农劳动力的需求;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农村户籍、女性、中低技能以及青年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提升效应更明显。拓展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工作满意度有积极影响,但对就业质量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国式政治预算周期

中国地方官员的职务任期具有非固定性。非固定任期制既催生地方官员短视投资行为,又促使地方官员依据任职预期、晋升机会等因素在不同任职年份采取差别性财政投资政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省委书记和省级经济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任职第1年书记、换届前1年书记积极扩大基建投资,基建投资表现出"新官上任效应"和"换届激励效应",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预期周期;文教科卫投资则不存在上述效应。本研究揭示出,中国式政治预算周期是非固定任期制下地方官员理性选择财政投资政策的结果。为熨平基建投资剧烈波动,应规范官员任期制度、推进水平监督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