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在WTO/DSM非违法之诉内解决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不可行

研究WTO/DSM非违法之诉的成立要件和非违法之诉的程序规则,分析WTO以往案例,阐述非违法之诉的本质和适用范围,美国若在WTO/DSM对人民币汇率争端提起违法之诉,是滥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表现是不可行的。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违反与非违反起诉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第23条"利益丧失或减损"是WTO成员国向WTO提起关贸协定和其他多个协定项下的争端条件。"利益丧失或减损"的诞生有着它的特殊意义,但在GATT和WTO不断发展的今天,"利益丧失或减损"一词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文主要介绍第23条"利益丧失或减损"在"违反起诉"与"非违反起诉"中的含义,并对相关条文的修改提出建议,希望能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并能对我国政府在日后可能发生的贸易纠纷中积极地起诉、应诉发挥一定的作用。

WTO规则视角下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争议问题辨析

中国目前所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而人民币汇率也不是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WTO对影响贸易的汇率制度拥有管辖权。从WTO规则出发,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非对汇率长期、单向和大量的干预,不构成汇率操纵。而由于不符合补贴的财政资助、授予利益或专向性条件,人民币汇率制度也难以成立为《补贴与反补贴协定》项下的补贴。而中国的汇率制度在向更加灵活和宽松的方向发展,同样不符合"非违法之诉"的不可预见要件。

合法预期利益之诉初论——以WTO非违法之诉为鉴

WTO非违法之诉的诉讼动因、起诉条件、举证责任及其所保护的利益等均有独特之处,可构成一种“利益保护模式”。以其为鉴,在行政法领域内,合法预期利益之诉的诉讼起因、起诉条件、举证责任及其保护的利益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规定皆有不同。这些不同,很可能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所需的重要资源。借鉴它们有利于WTO法的国内实施,也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WTO框架下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问题探究

针对美国相关人士提出欲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提交WTO申诉解决,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应专属IMF管辖,WTO对此无管辖权。本文立足于WTO相关规则,结合人民币汇率的法律属性,分析认定WTO对此行使管辖权并无障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实体法的角度驳斥了美国相关利益集团提出的人民币汇率构成出口补贴的指责,并对美国可能提及的"非违法之诉"进行法律探析。

“不违法之诉”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由关贸总协定创设的“不违法之诉”，是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最富特色的内容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第 ２３条第１（ｂ）款，一缔约方的措施即使不与协定相冲突，只要对另一缔约方依协定享有的利益造成抵销或损害， 后者便可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其规定的模糊性和被滥用的可能使“不违法之诉”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 试图分析“不违法之诉”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可能给争端解决机制乃至整个ＷＴＯ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 如何限制“不违法之诉”的适用，以确保ＷＴＯ沿着规则导向的道路发展作一探讨。

论WTO对自愿进口扩大协议的法律约束

《中美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章节确定了中方一定期间内对美方的贸易采购目标,反映了自愿进口扩大协议在国际社会中的重现。自愿进口扩大协议存在非互惠性,具有政府干预可能,容易产生贸易扭曲效果。本质上,自愿进口扩大协议是国际强权政治运作下的产物,进口国对此予以接受是在复杂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权衡的结果。对WTO而言,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约束能力,对自愿进口扩大协议明确限制,避免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扩散,同时维护进口国权益。作为进口国,中国应强化市场调节作用,避免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强化透明度义务履行,将协议向WTO通报,通过监督机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约束出口成员方经济优势地位的滥用;强化贸易协定的规则导向,减少结果导向方法的使用。

WTO法律规则视野之中的人民币汇率争议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之后,美国国内部分人士提出要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迫使人民币升值,而一旦这样的提议成为现实,在WTO框架内解决人民币汇率争议将面临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针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中国"操纵汇率"以及通过低估人民币的币值来补贴出口企业的指责,本文具体阐述了有关的国际贸易以及货币金融法律规则。此外,本文还对美国有可能提起的"非违法之诉"进行了法律可行性分析。

WTO内“潜在利益”的保护:一种新的贸易干涉工具

在美国投诉欧共体"香蕉贸易体制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支持了美国基于"潜在利益"所享有的"投诉资格"。联合国秘书长将此案作为WTO援引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2条和第48条的例证。在此背景基础上,考虑到国家基于某些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具有"对一切"的性质,以及WTO内既存"非违法之诉"的事实,"潜在利益"有被用作贸易干涉工具的可能性。作为贸易干涉工具的"潜在利益",既有利于促进国家更好地履行WTO义务,也可能被贸易强国用作扩张自身利益的工具。

我国自主创新措施引起WTO“非违法之诉”的法律分析

政府采购是自主创新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我国政府采购类自主创新措施或者规定符合采购要求的产品是由中国公民或法人享有知识产权,或者要求政府订购产品合同只能授予中国法人。这些措施引发了外国政府和企业"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关注。由于"非违法之诉"在TRIPs协定项下的适用受到暂停适用期的限制,我国的自主创新措施可能引起《政府采购协定》项下的"非违法之诉",一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措施构成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下的措施,另一方面其他成员方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存在合法期待的"利益"。

WTO“利益”问题探析:非违法之诉视角

WTO争端的核心是利益的争端,"违法之诉"与"非违法之诉"的成立要件都包含"本协议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但两者"利益"的具体含义却是不同的。WTO非违法之诉成立的基本要件之一是依据相关协议所获得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受到抵销或减损,并且这种利益具有预期性,是信赖利益。在非违法之诉中,由于针对的是不与WTO相关协议相抵触的政府措施,因而对于"利益"的具体含义的分析和判定尤为重要。如果对"利益"的理解不加以必要的限制,则会出现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被滥用的风险。

非违约之诉的举证责任之探析

非违约之诉是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一项极具争议的制度,在它确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克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博弈从未停止,"利益平衡制度"和"无用或有害制度"的论争此起彼伏。考虑到我国"入世"未深,并且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欠缺妥善处理涉及我国争端解决方面的相关经验。因此,准确把握非违约之诉的内在机理,分析非违约之诉的特殊举证规则,对于灵活地适用非违约之诉,实现我国国际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