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利用2008—2022年上市国有公司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研究机制作用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低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是推动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国有股东参股对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非控股国有股权较高的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更低;进一步地,对于政治和经济资源较为匮乏、公司治理风险更高的民营企业,上述效应显著更强,表明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提升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所属地区政府对地方资源配置影响更强、民营企业对当地就业贡献更大的情况下,非控股国有股权降低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积极效应更强。本文拓展了异质产权股东治理和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为全面深化“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制度环境、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2014-2019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对制度环境、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但不同的非国有股东治理模式对国有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股权多样性与国有企业创新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股权深入度、董事会治理二者均与国有企业创新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与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参与高层治理两种行为带来的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的完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效应在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于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效应在地方性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明显。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其形成机理检验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中国A股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代理问题和内部控制在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且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代理问题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

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前后高质量发展的数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对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果。结果显示,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优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而员工持股计划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本文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高质量发展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负面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发挥了“鲶鱼效应”吗?--基于国企战略定位视角

优化战略定位、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国企混改的重要方向。非国有股东作为“内部人”参与国企公司治理,能否发挥“鲶鱼效应”,激发国企活力,更是实践与理论关注的重点。据此,本文从国企战略定位视角,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拓展性分析发现此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主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员工流动、降低资本密集度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激进度,并且战略激进度的提升最终有助于增加国企价值。本文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发挥了“鲶鱼效应”,不仅丰富了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继续深入推进国企混改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投资效率双向优化

高效率的劳动投资对提升微观企业竞争力和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非国有股东治理测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选取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显著改善国有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既可以通过缓解政府干预、加强内控建设、完善薪酬激励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抑制部分国有企业的劳动投资过度行为,还能够通过完善薪酬激励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机制,缓解另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劳动投资不足现象。异质性分析显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劳动投资效率间的关系会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对劳动投资过度的治理效应在地区失业水平较高时更明显,而对劳动投资不足的治理效应在劳动力供应水平较高时更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提升了国有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而使其生产能力实现明显改观。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吗?

数字经济对激发微观主体生产动能和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实质性地改善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构成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关键内容。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整理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和委派董事数据,以非国有股东治理测量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可以缓解政府干预、改善经营效率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前述效果在2017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后更为明显,并且在商业竞争类以及金融科技环境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最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产生驱动效应后,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市场价值。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仅对企业数字化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作出重要拓展,也为政府部门统筹擘画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降低了国企对大供应商的依赖吗?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供应商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国企对大供应商的依赖度,从而对国企供应商结构优化发挥积极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够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国企市场份额和议价能力,最终降低其对大供应商的依赖度,而单纯的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效应在规模小、成长性低、数字化发展程度低以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中更加明显。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对国企的供应商结构优化发挥积极影响,进而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也丰富了供应商选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理论研究。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以2015至2019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层面的简单混合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没有显著影响,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高管积极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在竞争性国企中更为显著。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以200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研究发现,总体上看,非国有资本参股后形成的股权结构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混合主体适度多元化和民营参股的国有企业中,制衡的股权结构能够发挥治理效应,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在外资参股的国有企业中,制衡的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文丰富了非国有资本治理研究的文献,对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产权性质分类的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分析

文章在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的基础上,根据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债务融资没有起到抑制经理代理成本和提高公司绩效(公司价值)的作用,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功能;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较低。

非国有资本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研究

本文以2013—2018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非国有资本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非国有资本能有效地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具体而言,非国有资本对地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非国有资本对竞争性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垄断性国有企业不显著;非国有资本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起抑制作用;非国有资本对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对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及其原因,本文提出了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企技术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确立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那么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形式的非国有资本参股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本文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非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这一结果在非国有资本参股超过10%时更为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非国有资本参股比例超过10%时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两个途径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从技术创新的视角,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