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威慑理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刑罚的经济学分析

威慑理论是法经济学在刑法领域的核心贡献。自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威慑理论归于沉寂,贝克尔复兴了这一理论,近代波斯纳、沙维尔、莱维特等使之更加细致,深入研究了刑罚决定各个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尽管一些实证研究证明威慑效应确实存在,但批评意见始终不绝。在批评意见的激励下以及借助于经济学的新进展,威慑理论在向着更加精致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行为经济学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威慑理论的现实性。

日本刑法有期刑上限的提高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04年末的刑法改革中,日本将维持了近百年之久的有期刑上限,分别从单罪15年提高至20年,并合罪、再犯加重从20年提高至30年。这一改革也引发了相关的凶恶、重大犯罪法定刑的变化及其论争。此次刑法改革中涉及的诸如人均寿命的提高、有期刑与无期刑之间差距的缩小、"通过严罚化以抑止凶恶犯罪"的"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等问题,对同处东亚地区的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宜提高为单罪20年,数罪并罚最高30年。

论管制刑的废除

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管制作为我国所独创的一种限制自由刑,其雏形出现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解放区得到广泛使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对其仍予以保留。但经过几十年的刑法实践,管制刑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已消失,使得管制刑的适用率极低,近乎“名存实亡”,加之管制刑的存在有损于刑法体系结构的科学性,因此,有必要将它从刑法中废除。

非监禁刑:文明社会的刑罚选择——以欧洲为视角的思考

刑罚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与人类文明同步,文明程度越高,刑罚方法就越合乎人性。在人道的前提下,矫正罪犯是刑罚选择的目标之一。非监禁刑能够在欧洲普遍使用,就因为它既是一种比较人道的刑罚方法,又在矫正罪犯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在建立自己的非监禁刑体系时,既要借鉴欧洲非监禁刑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经验,又要从本国实情出发。在人道主义与矫正效果的前提下,对非监禁刑体系的设计不仅要体现时代性,还要注重实用性。

经济犯罪刑罚的非监禁化理念及实现途径

由经济犯罪的特征、刑罚的改革趋势决定,经济犯罪刑罚实现轻缓化应该以非监禁刑为主,确立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理念是实现非监禁化的前提。而完善现有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增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则是实现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的主要途径。

校园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校园刑事案件近年来频发且有蔓延之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校园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其法律关系是教育刑事法律关系。其中,主体为国家与实施犯罪行为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国家依法行使刑罚权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校园刑事案件中作为犯罪人的学生、教师等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鉴于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校园刑事案件法律救济方面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非监禁刑的司法适用;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未成年学生犯罪案件。

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刑法修正案(八)》和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规定各不相同。合理界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当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进行探讨。从实然的角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把社区矫正定位为刑罚执行方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这种规定是合理的。但从应然的角度,从国际领域社区矫正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矫正应当被定位为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的综合治理手段,其适用对象也应当随之拓展为半监禁的罪犯、监禁刑即将服刑完毕的罪犯、刑满释放人员、暂缓起诉的未成年人、劳动教养人员和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非监禁刑的理论根基与中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必要性

从中国刑事法的语境来看,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称。非监禁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刑罚目的观的发展、刑罚谦抑性思想、标定理论以及行刑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顺应世界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

我国无期徒刑制度改革探析

无期徒刑因不需要剥夺犯罪人生命即可永久剥夺其犯罪能力的特点而比死刑有着公认的优势。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减刑、假释标准宽泛而使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实施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大大削弱了刑罚的严肃性及权威性,并使人们对无期徒刑丧失了应有的信赖感与认同感。对此,我们可以根据犯罪人案件性质、犯罪后果、判决确定之日的年龄、有无劳动能力、悔改表现等因素来分别适用不同的减刑、假释标准;提高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增加有期徒刑中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

论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困境与对策

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一方面有利于弥补社区矫正人力不足,更好地教育和改造社区服刑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自身审判职能和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的实现,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定位为社区矫正的决定者和矫正过程的配合者,同时要注意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与协调,解决自身存在的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

限制加重原则:拘役与有期徒刑并罚的折算规则选择

由于《刑法修正案(九)》第四条"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制度规定存在语言不详的情况,采用文理解释者认为:拘役与有期徒刑的并罚采用了吸收规则,即有期徒刑与拘役数罪并罚时,由有期徒刑吸收拘役。这一见解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也不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应采伦理解释"折算有期徒刑执行规则",即拘役和有期徒刑并罚时应当按照拘役1日折抵有期徒刑1日的规则将拘役折抵成有期徒刑,并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最后应执行的刑期。这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而且还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在量刑的具体操作上,折算规则的适用具有刑法依据、折算的现实基础以及司法操作的便捷性。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未规定同种主刑的并罚原则;未规定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并罚;未规定同种附加刑合并处罚的原则;规定对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并罚只执行有期徒刑可能导致以轻刑吸收重刑、导致以拘役的执行为前提的制度无法适用;规定对异种附加刑应分别执行可能难以适用;等等。针对上述不足,应当对刑法规定进行修改,包括:明确规定同种主刑、同种附加刑的并罚原则;明文规定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并罚;明文规定将拘役等量折算成有期徒刑再与有期徒刑并罚;等等。

论社会化行刑的根据和方式

社会化行刑既包含非监禁刑、半监禁刑替代监禁刑的含义,也包括对被监禁罪犯在行刑过程中的社会化措施,社会化行刑的表现形式有三种。社会化行刑的理论依据有:一是体现了人道主义观念和文明行刑的基本理念,包含有维护人权的思想;二是社会化行刑较之单纯的监禁行刑,其经济性和功利性价值日渐彰显;三是它顺应了现代行刑以监禁刑为中心向以非监禁刑为中心发展的时代趋势。

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实施手法与途径探索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预防和促使罪犯重返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已经被许多国家广为采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既是行刑社会化的体现,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要求。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是矫正对象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实现的重要保证。如何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能够有效实现,笔者认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过程必须始终坚守社会化手法参与其中,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途径主要针对矫正对象适应能力提升与自我功能完善,以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修复和改善。

论刑罚轻缓化的实现机制

宽严相济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刑罚轻缓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世界各国刑罚整体轻缓的今天,削减死刑罪名,优化刑罚结构,对无被害人犯罪作非罪化处理是刑罚轻缓在立法层面实现的关键;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完善非监禁化措施,开展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则是刑罚轻缓在司法层面实现的重要内容。

刑事法治背景下终身监禁制度的消解

在反贪的严峻态势下,我国刑法引入了终身监禁制度。该制度作为死刑的替代性制度而问世,对近代刑事法治的推进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刑事法治的演变,终身监禁和刑罚轻缓化理念、行刑社会化思潮以及刑罚经济原则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终身监禁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受到了诸多限制。因此,立足于理论层面的现实阻碍,对其进行消解不仅存在域外法治的借鉴基础,也具备现实的制度支撑。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无期徒刑之适用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界持否定观点的居多。无期徒刑适用的现有规则并未排除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无期徒刑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选择适用的必要。

短期自由刑之处遇改善与现代刑事政策

短期自由刑的改革措施之一为改善行刑处遇。周末监禁、半监禁、家中监禁、电子监控均为其改革实践。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刑罚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政策以谦抑、经济、人道为基本内涵,其中的行刑社会化实践正是治疗短期自由刑弊病的良药。

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认知能力较差、可塑性较强。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建立区别于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对策及处遇制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应采取特殊的制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尽可能多的适用非犯罪化、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并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